据人民网消息
近日,连续两起官员自杀事件再次把“官员非正常”死亡引入公众视野。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当地警方随后公布死者生前患抑郁症,生前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  近年来,自杀官员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一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更是不断,截至目前媒体已公开报道的已有8起。“官员自杀”为何屡屡发生?如何减少此类悲剧?有专家表示,官员自杀是极少数个案,远远未能上升到社会共性。官员最重要是摆正心态,找准定位,为民做官,让自己拥有一个快乐的精神家园。  自杀官员频频 从省部级到科级每个层级都有  近年来,自杀官员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都有发生,覆盖各个层级。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厅局级官员包括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他曾经是江西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自杀的地级市委书记;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夫妇2009年4月份在家中自杀;县处级、科级的自杀官员如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福建福鼎市质监局局长翁华铭、安徽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忠良、河南宜阳县公安局长白山等。  进入2010年,官员“非正常死亡”仍在连续发生。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20日,安徽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县级官员从该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楼坠楼身亡;2月1日,温州当地媒体刊发一则“讣告”称温州市发改委主任黄河“由于劳累过度,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2月5日晨在湛江市跳楼身亡;
6月24日的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留下的遗书内容不足200字,撞火车身亡;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8月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  精神家园缺失
贪污腐败?仕途不顺?工作压力过大?  毫无疑问,官员自杀主要是精神家园缺失所致,而贪污腐败,仕途不顺,工作压力过大是构成官员自杀的三大诱因。  “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让官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央今年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方面强调52个‘不准’,并在实施与监督方面有具体措施,使官员廉洁从政更多了一些制度保障。如果官员腐败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官员自杀的情况自然会逐步减少。”  “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包容、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与社会心理状态息息相关。”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认为,“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应该还权力以公共性、开放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执掌权力主体的心理也变得更加‘阳光’一些。”  “官员自杀现象原因很多,非常值得深入分析。不是说当了官就高兴,有的当了很高级别的官,也有可能产生抑郁。分析原因,一种是因贪污受贿‘做贼心虚’,遇到纪委调查周围干部就睡不着觉。另一种是本身就有抑郁症困扰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做官;还有一些‘买官卖官’,花很多钱买官,当了官钱也回不来而抑郁,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心理素质不好的官员,看到比自己差的人提升了,而自己得不到提升,其心理上接受不了而产生抑郁。”

近来读新闻,不是官员失踪,就是官员自杀。8月25日晚,河北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经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日后,江苏射阳县纪委监察室副主任戴某在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坠楼身亡。  据官方发言,王县长“平时性格内向,不善与人沟通交流,对各方面的压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容易产生思想包袱。近期其岳母去世,加上工作压力较大,表现出抑郁症状,可能是导致轻生的主要原因”。射阳县警方负责人称,戴主任“生前患有抑郁症,自杀原因可能和抑郁症有关”。  吊诡的是,早在六年前,同样是射阳县纪委的一位主任,同样是在县人民医院跳楼自杀;2009年2月8日,走马上任仅仅一个月的射阳县地税局局长吊死在自己办公室里。经警方鉴定,这两位自杀官员生前均患有抑郁症。  真有这么巧合?不知道抑郁症所扮演的角色是真实的面纱,还是一块欲盖弥彰的遮羞布?若是前者,那么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状况极其堪忧,讨不到薪水的农民工还未来得及抑郁至死,被城管四处追打的小摊贩还未来得及抑郁至死,生活环境显然要好上很多的主任、县长大人们为什么杞人忧天,自取灭亡呢?难道抑郁症乃是一种所谓的“富贵病”,是局级以上官员的疾病专利?  与自杀官员感染抑郁症相对应的社会现象,乃是上访者、一些恶性凶杀案件的凶手,纷纷患上了精神病,被投入精神病院——其实,作为情绪障碍的抑郁症亦可归属精神病之列。这一对照,可见分明:对于一台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而言,那些严重扰乱了社会稳定的不明障碍物;那些变了形的齿轮、溢出了正轨的螺丝钉,如自杀官员,必将被打入另册,视若异类。而且,不仅要在权力上打倒他们,还要在道德上、智识上贬低他们,判定他们为渣滓、为病毒。若权力者充当医生,那么这些不合作者和反抗者将被诊治出什么病呢:没有哪种病症比精神病更加便宜而恰切。  能与其媲美者,只有在前苏联,执政者创造了一条罪名,名曰“社会寄生虫”,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诗人布罗茨基曾被处以此罪,获刑5年。所谓寄生虫,是指附着于宿主或寄主以获取维持其生存、发育、繁殖所需的营养或庇护的一切生物。所对应的政治含义则是,只要你不是一个国家的股权占有者,不是行使权力的主体,你都可能成为寄生虫,随时等待政治宿主将你抛弃、消灭。对比之下,精神病与抑郁症充其量是一种政治病理,“社会寄生虫”则直接上升到一种罪名,老大哥不愧是老大哥。  话说回来,不能说抑郁症与精神病,只是一枚政治专断的权力标签,贴在自杀官员头上,与人事有关,而与疾病本身无关。确实发生过官员因抑郁症自杀的悲剧。记忆犹新的一例是去年4月,四川北川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官方说法是死于悲伤过度,死于灾难阴影下的抑郁。据其死前所发博文,似乎有人在逼他,让他无路可走,“我的离去,让很多人快乐,让很多人舒服,我的存在,是他们的恐惧……”  我们不必担心官员患上了抑郁症,只担心他们死则死矣,死因却混沌不明;正如我们不必担心上访者与杀人狂都是精神病,所需担心的是,假如他们本不是精神病,却被指令为精神病,那才是更危险的征兆。比起官员的抑郁,权力机器的抑郁更令人忧心忡忡,一看到它们的形象代表一面眉目阴郁,一面“实话实说”,我就想起冯翔的那句博文:“我无法快乐,是因你不知我的悲伤有多深……”  作者为法律学者

摘要: 自杀官员涉各层级因缺精神家园中国官员自杀事件引关注   
  近来,中国官员自杀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势头似乎更猛,截至目前媒体已公开报中国官员为何频频自杀?自杀官员涉各层级因缺精神家园中国官员自杀事件引关注
  
  近来,中国官员自杀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势头似乎更猛,截至目前媒体已公开报道的自杀事件已有8起。  “官员自杀”为何屡屡发生?这不断引发人们的探究,尤其是公众对官场生态、官员心理辅导以及案后黑幕的关注、忧虑与质疑。而位高权重的官员自杀,显然不能混同于普通人的自杀,应该说他们的自杀行为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密切相关。  案例一
罪行暴露贪官怕追责  在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因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者居多数。  香港《文汇报》报道,2009年11月28日,时年57岁的乌小青死了,原为重庆市法官进修学院院长、重庆市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副厅级委员的他,在戒备森严的重庆市第二看守所里,竟然得以“用棉毛裤裤腰绳成功上吊自杀”。  由此,乌小青也完全逃脱了法律的公开审判,否则其“索取、收受多人贿赂357.5万元人民币、10万元港币,另有518万元人民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涉案嫌疑将在重庆市又制造一次社会舆论的热潮,而他的突然非正常死亡也让相关案件的侦破工作停滞不前。  2009年12月21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出差期间跳楼自杀;两天后,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孙启明在家晨练时意外坠楼身亡。  此外,省部级高官中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以及厅局级官员中的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也纷纷自杀。官方虽未对自杀原因给出答案,但这些人在自杀前,皆因“滥用手中权力、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被司法调查或被拘押于监狱中。  破解
从抑制腐败入手  “贪官乌小青们为什么要自杀呢?”重庆市的司法官员吴生(化名)解释,“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活不下去了,二是死去比活着更有‘好处’。”  广州《南方窗》报道,吴生指出,就像一个人的假发在衣香鬓影的聚会上被当众扯掉,那种羞耻感是巨大的,“对于贪腐的高官,一夜沦为阶下囚的现实令他们无颜见人。自杀可解脱,也许还有谢罪含义,这种官员还算没有腐败到底”。  “而死去比活着更有好处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吴生说,“贪官自杀更多是官场关系的利益需求造成的,因为一个人自杀避免牵出同党,还可把贪得的财富留给家人,免得人财两空。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会给其他的贪官带来多少觉醒,会增加官场的腐败安全,活着的人会更加肆无忌惮。合理处理这种自杀将有利于反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指出,“中央今年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方面强调52个‘不准’,并在实施与监督方面有具体措施,使官员廉洁从政更多了一些制度保障。如果官员腐败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官员自杀的情况自然会逐步减少”。
案例二
仕途不顺庸官烦恼多  北京时间8月27日,中共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官员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当地警方随后公布死者生前患抑郁症,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  新华网报道,江苏射阳县纪委某官员透露,“他一直感到仕途不顺,总觉得其他一起参加工作的都提局长了,而自己越比越觉得自卑、失落,先后多次自杀未遂。结果还是跳楼自杀了。如果在他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人给予他一些心理治疗和正确疏导,也许他就不会从楼上跳下去。”据该官员介绍,“工作没有特别的突出点可能是其未能升职的主要原因。”  由于仕途不顺备感压力的官员不在少数。“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别看人前风光无限,但背后的苦衷没多少人知道。”一位南方某县县长感慨道,“总担心工作出问题,怕丢官,常常失眠,人还不满40岁,白发却生不少。”  破解
提升官员自身本领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庸官自杀与外界环境变化有很大关系。长期在中国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任职的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海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各级官员提出新挑战,包括知识社会对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行政问责对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以人为本对科学执政能力提出的考验等,但不少官员自因本领不适应、能力素质不高而备感压力,由此走上自杀之路,解决之道还在于提升自我素质。  北京《瞭望》报道,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领导模式、思维方式需要更新,中国官员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现实中,各领域的官员,因个人升迁与实际绩效相挂钩等,心理压力本就不小。  尤其是随着中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及对客观上存在的,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提防与忧虑等,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  “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这也可能成为官员自杀的原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认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则认为,“官员自杀与公平公正有很大关系,基层官场最容易产生任命官员的不公,这是造成人心理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官员任用提拔,有的靠关系,有的靠送钱,有的干得再好还是上不去,这样的人容易产生抑郁心理。”  此外,官员还承受着社会监督的压力,处理不当就导致丢官。北京《新京报》报道,在2009年,说出“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我们是有身份的人”等“雷人语录”的官员,不但引来非议,有的甚至还丢官挪位。  案例三
工作繁重勤官压力大  庸官因仕途不顺而自杀,不少勤勉的官员也因工作压力过大而患上忧郁症,最终走上这条不归路。北京时间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政府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经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王聪著平时性格内向,不善与人沟通交流,对各方面的压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容易产生思想包袱。近期其岳母去世,加上工作压力较大,表现出抑郁症状,可能是导致轻生的主要原因。  据悉,王聪著2006年6月其任万全县政府县长,对工作异常敬业,县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他每天都要到9时才下班,太累啦”。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李毅中这句简短的话语,正吻合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  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曾对100多位官员进行心理健康问题调研,发现官员普遍有较大“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和“心理疲劳”,以及“浮躁”和“压抑”心理,“焦虑”和“忧郁”等情绪。  破解
治心病要及时到位  目前各地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一个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官员培训往往侧重于政治说教,忽视精神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有些地方也开展谈心谈话方式的心理咨询活动,但有关隐私泄露的恐惧心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令官员对这样的心理咨询望而却步。专家建议,心理辅导及心理危机干预还需常态化。  北京《瞭望》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分析,“很多官员在心理高压状态下工作,有些虽然自觉出现了心理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缓解;有的虽然也认识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能为其缓解心理危机,但目前还是很有顾虑的,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使自己身心状态总是处于恶性循环中,走在崩溃的边缘。一旦受到外界刺激,觉得无路可走时,就会增加自杀的可能性,心理危机干预常态化非常必要。”  针对官员担心自己隐私泄露这个问题,专家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引入第三方的机构来进行处理。比如,一些外资企业在开展员工帮助计划(简称EAP)时,往往是把这个服务项目让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样,服务开始更加专业,同时可以确保内部员工的隐私得到维护。”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外界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官员要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如果出现心理危机,官员可自己进行心理调节,包括宣泄、幽默、升华,还有放松、助人等等。  民间声音
官员自杀真相不能躲猫猫  悲剧接连发生,官员自杀已成网民搜索的高频词。网民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更对官场生态、官员心理辅导以及案后有否黑幕存有忧虑与质疑。  网民东山禅分析,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时下,某些官场的官员喜欢运用这一计谋,要么一死了之,要么一走了之,来因应目前的反腐倡廉、肃贪整风的大趋势。  照网民陆仁嘉的理解,日前中国自杀率是万分之一,中国公务员是600万人,官员自杀不可能达到万分之一,所以官员自杀并不是一个共性现象。他建议,官员自杀后,不要急着对其下结论。有关官方机构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样匆忙做更被动,还是把问题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网民乔志峰则指出,官员究竟为何而死,到底是“抑郁死”还是另有隐情,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一定深入调查、公布详情,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平息各种流言,同时为官员正名、还死者“清白”。如果“抑郁死”成为官场“流行病”,既是当事官员的不幸,更是国家和社会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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