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中介市场迎“强监管” 剑指百亿隐形费用压占

包销包赔,保险公司通过费用率的限定将销售和理赔工作按固定费用率包给中介机构,将风险基本转移给销售方,从而获得固定利润——日前,《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保险中介机构美臣金融服务集团(下称“美臣”)正在向保险机构游说这种“大包”代理模式。  尽管与中介合作采用“大包”模式合作,保险可以保证利润,也有利于冲保费规模,但这种合作方式并未得到保险业界的认同,保险业内人士大都认为这种模式下赔付风险转嫁到中介机构,无论是对中介机构、保险公司、消费者都存在风险。  “大包”模式冲保费  据一位广东保险公司业内人士透露,所谓“大包”模式包括包销包赔两个方面:包销就是指中介机构承诺保险公司某段时间内实现一定数量的保费,完不成目标则从手续费率设定上给予“惩罚”。  包赔主要是指保险公司获得确定的利润率,中介机构承担由赔付变动产生的风险。保险公司根据年度利润目标,以及其他成本(如保单成本、办公费用、人力资源费用等)提出利润率加成本率的数值,按100%减去这个数值再减去赔付率,即中介机构的代理费用率。因为赔付率是不确定的,中介代理费用率也就不确定,赔付多少的风险由此转嫁到中介机构。  另外,包销包赔还指保单从销售到理赔,全过程的工作均由中介机构完成,保险公司只负责核保(该不该保)、核赔(该不该赔)等工作。  10月底,美臣与某集团寿险公司签订全国“大包”战略合作协议。此前美臣已与该保险集团财险公司广东分公司进行区域合作。  某保险公司人士认为,之所以有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愿意采用“大包”模式合作,对保险公司而言能够轻松保证一定规模的保费和利润;对中介机构而言则可以分享保险公司的利润,同时也能迅速做大规模。  记者了解到美臣和这家寿险集团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规定,美臣承担赔付风险是通过浮动手续费率体现。协议规定,美臣所得代理业务综合手续费,按照“基础手续费+浮动手续费”计算。而所谓的浮动手续费是指利润分成奖励,按照公式“累计总保费×(X%-满期赔付率)-累计已支付总手续费”计算。  上述广东保险业内人士介绍,X%的计算方法是保险公司根据年度利润目标,以及其他成本(如保单成本、办公费用、人力资源费用等)提出利润率加成本率的数值,按100%减去这个数值。例如,保险公司设定5%的利润率,5%的成本率,加总为10%,则X%即为90%。假设满期赔付率为60%,已支付总手续费为累计总保费的20%,那么美臣将获得的奖励就是累计保费的10%。如果赔付率超过70%,美臣将获得奖励就为负数。  协议规定,奖励费用计算结果为正数时,则应累加在当月基础手续费中支付,如果该奖励费用计算结果为负数时,则应在支付的当月基础手续费中扣除,若当月基础手续费为“零”或不能足额抵扣时,则由美臣将差额部分返还保险公司。也就是说,在赔付率高企的情况下,美臣最终所得的手续费可能为负数。  上述广东保险业内人士认为,“大包”模式实质是将保险公司的核心风险转嫁到中介机构。一般的代理模式下,保险公司支付中介机构固定的手续费,中介机构不承担任何风险。

摘要
监管对保险中介机构的新一轮整治已经开始,此次整治工作重点打击的行为包括:通过虚构中介业务、虚假列支等套取费用;销售未经批准的非保险金融产品、存在非法集资或传销行为;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通过虚构中介业务等方式协助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

新华网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
毛晓梅、王文帅)上月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首年专题财务审计报告公布后,中国保监会同时宣布了交强险集中调高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适当下调基础费率的双向调整政策。公众不免对此产生疑问:既然经营出现亏损,为什么还要上调限额、下调费率?

监管对保险中介机构的新一轮整治已经开始,此次整治工作重点打击的行为包括:通过虚构中介业务、虚假列支等套取费用;销售未经批准的非保险金融产品、存在非法集资或传销行为;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通过虚构中介业务等方式协助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

14日在北京举行的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上,听证申请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代表24家经营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交了一本“明白账”。

某保险中介机构负责人莫以琛(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17年以来,保险公司的车险超额费用“出口”基本被堵住,但车险市场价格战仍旧激烈。于是超过监管规定的市场费用就转由保险公司基层员工、保险中介机构,甚至其它非保险机构代为垫付,待保险公司有费用的时候再逐步结算。

账面情况是这样的:从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交强险业务保费收入507亿元,其中尚未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280亿元,已经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也就是“已赚保费”)227亿元,对应的赔款支出139亿元;发生各类经营费用141亿元;投资收益14亿元。根据国内企业会计准则,交强险第一年账面经营亏损39亿元。

“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就这样产生了。仅车险一项,保险公司员工、保险中介和第三方机构代为垫付的费用粗略估算在百亿以上规模。这些费用都还没有进入保险公司系统。考虑到2018年整个车险行业的承保利润率只有0.14%,车险行业有可能实际处于全行业亏损。随着越来越严的监管,‘堰塞湖’还在升级。保险公司从上到下,保险中介机构都为其拖累。”莫以琛说。

与其他行业一样,保险行业的核算主要也是考虑收入、成本、利润三个因素。但这三个因素的含义在保险业务核算时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保险中介“走账”

一、收入:

银保监会办公厅日前印发的《2019年保险中介市场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了针对保险中介市场三方面重点任务,20项具体整治细节,给各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全面下达整治任务。本次整治工作涉及的对象包括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代理、经纪、公估)、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以及与保险机构合作的第三方网络平台。

澳门新普京 ,保险公司在签发保单时所确认的全部保费,要根据保险期限的发展,划分为“已赚保费”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两个部分。例如,假设一张6座以下家庭自用汽车交强险保单是在2007年1月1日生效,保费收入为1050元,保险期限为1年。尽管在签发保单时保险公司就收取了1050元的保费,但在2007年6月30日进行核算时,保险公司实际只承担了6个月的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只赚取了相应的一半的保费。剩余的一半,则提取为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作为承担剩余6个月保险责任的储备,因此这个资金实际上还是属于投保人的,是保险公司尚未赚取的保费。

莫以琛介绍,从国际市场看,保险中介是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险的产品设计、风险管理、保险销售、理赔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球知名的保险中介机构(如美国怡安保险经纪,达信保险经纪,英国韦莱保险经纪)市值均达数百亿美元。

交强险第一年收取的507亿元保费中,当年已经终止保险责任的227亿元为交强险经营第一年的已赚保费;尚未终止保险责任的280亿元被提取为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用做未了责任期保单的赔付准备。

与国外市场相比,中国的保险中介发展非常薄弱。在国内保险市场上,大型保险公司占据垄断地位,网点多,功能全,从产品到销售到服务,保险公司全部解决,给予中介市场的机会不多。但我国保险市场却给中介提供了“过账”机会。这就是监管部门此次重点整治的对象。

二、成本:

业内人士称,虚构中介业务、虚假列支套取费用等是中国保险市场之痛,有市场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保险业务的成本支出主要包括赔付成本和费用支出两个方面。

目前财产保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通常包含赔付率(出险时赔偿给客户的钱)和费用率(保险公司获得这笔业务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销售佣金、人员管理费用、广告费用等等)两个部分。

第一个方面是赔付成本。赔付成本包括已经实际支付的赔款和为已经发生、但还没有赔付的赔案而提取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比如,假设客户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行人受伤住院,初步估计医疗费用为5000元,可能导致残疾补偿为4万元。但由于伤者的治疗需要一定的时间,到了保险公司核算损益的时候,伤者仍未出院。因此,4.5万元的赔款就没有实际支付给被保险人。但这个时候保险公司要将4.5万元提取出来,作为未来赔款的准备,等到伤者出院、赔案完全处理完毕后再支付给客户。因此,未决赔款准备金是随着赔案的处理,保险公司必须要支付给客户的确定成本,因而也是保险公司赔付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交强险经营的第一年,由于大量大额赔案没有完成赔付,139亿元的赔付成本中包含了95亿元的未决赔款准备金,这是一个符合责任保险赔款普遍分布规律的现象。

以车险为例,我国现行的是统一行业条款及统一费率机制,有限度的市场化。车险费率一般是投保人应缴纳的保费与保险金额之间的比率。交强险费率浮动因素及比率调整由国家统一规定。因为不同地区车险赔付水平差异大,按照报批的费率表执行的费率不能完全反映风险的真实状况。近些年,市场领先的保险公司研发出各自独立的定价模型,对风险进行差异化定价。低赔付率市场,以及低赔付率的客户,除享受费率表给定的最低折扣外,还有额外费率下降空间。这给市场返现或赠送礼品预留了空间。

第二个方面是费用支出,主要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手续费、管理费用和承保费用。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交强险的经营管理费用达到141亿元,占到保费收入的27.74%,是不是成本过高?

“比如,上海的车险赔付水平率超过70%,佣金率手续费就比较低,交强险甚至没有佣金。车险市场是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海的车主买车险基本没有折扣。同时,上海的车险赔付率高,出险的金额也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但在青海、贵州等地中西部地区,车险赔付率就低很多,佣金率手续费就很高,有些地区赔付率甚至低于50%,就会出现费用率与赔付率倒挂,费用高于赔付。各地经济差异巨大,但费率相差无几,也给车险费用的操作提供了空间。”莫以琛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141亿元中包括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两部分。其中,外部成本包括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必须上缴国家的营业税金、保险保障基金和监管费,共计34亿元,占所有费用支出的24.1%,占保费的6.64%;还包括了支付给中介机构的代理手续费15.7亿元,占所有费用支出的11.1%,占保费的3.1%。前述外部成本合计49.7亿元,占所有费用支出的35.2%,占保费的9.8%。保险公司内部成本,即保险公司的自身经营费用为91亿元,占保费的18%。

另一方面,这些年受到电话车险送礼品或者4S店买车险送服务等影响,车主就养成了买车险需要额外回馈的习惯。无折扣无赠送无礼品就不买车险。强大的市场习惯绑架了保险公司一线销售人员,必须额外回馈车主,而这些举措又更强化了市场习惯。

在过去的一年里,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经营过程中,承保了5755万辆机动车,处理了大量的单证和赔案。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机构不得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其他利益。近年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管控越来越严,而中介市场鉴于复杂性、分散性以及实操性不强,监管管控相对宽松。于是过去保险公司对客户一些回馈就转而由保险销售人员落实,或者通过保险中介机构落实。

其次,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的费用水平与经营其他业务的费用水平相比,是相对较低的。从2006年全行业的财务报表汇总数据看,保险公司经营其他保险业务的费用占保费比重为18.6%,而交强险首年虽然有一些一次性的前期投入,但费用率仍相对较低,为18.2%。

车险隐形费用渐成“堰塞湖”

第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强险保险费用水平相比。比如日本,强制三者险实行政府经营模式,家庭自用车定价时预定费用率为35%。我国台湾地区自2006年3月1日开始执行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新费率中规定,扣除各项税费、救助基金后,经营管理费用率为25%,高于我们交强险扣除营业税及保险保障基金后的经营费用率。

2017年,鉴于居高不下的车险市场费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车险实行“阈值管理”,即控制保险机构的车险总体费用率,一旦达到上限,额外费用无法支出。2018年,“阈值管理”又升级为“报行合一”,即保险公司报给银保监会的手续费用取值范围和使用规则需要与实际使用保持一致。更具体控制了保险公司支付的车险佣金率及其它费用水平。监管的一系列举措基本上堵住了保险公司的车险超额费用出口。

三、利润:

另一方面,随着交通安全意识的提升,一些市场的车险赔付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在这些低赔付率的市场,或者在某些竞争激烈的时段,保险公司可以投放的手续费远高于管控水平。巨大的空间促使保险公司实际投放到市场上的佣金超过了“报行合一”的标准,部分地区最高甚至超过50%。

收入减去成本,简单地讲就是已赚保费减去赔款和费用后,就得到承保利润。由于保险公司可以按照安全稳健原则对交强险资金进行投资,将产生投资收益。因此,承保利润加上投资收益后,就得到了经营利润。

保险公司的车险超额费用出口被堵住,而市场的需求还敞开。于是超过规定的市场费用就转由保险公司基层员工、保险中介机构,甚至其它非保险机构代为垫付,待保险公司有费用的时候再逐步结算。超标的费用,会转到理赔费用里,转到管控相对较松的非车险费用里,转移到员工工资、咨询费、技术费、广告费,会议费等各种费用里结算。

即便如此,拖欠的费用还是没法全部结算,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就这样产生了。根据市场估计,仅车险一项,垫付费用的规模在百亿元以上。这些费用都还没有进入保险公司系统,随着越来越严的监管,“堰塞湖”还在不断升级。

车险费用隐形“堰塞湖”导致的问题首先是保险公司基层及中介公司“为钱所困”。

“在‘见费出单’(即收到保费再出保单)以前,是保险中介拖欠保险公司应收款,甚至发生中介携款潜逃的‘泛鑫案’。现在是保险公司欠着中介公司以及自己员工的大量资金,中介机构大有被压垮的趋势。”莫以琛介绍。

某中型财险公司的相关人士透露,众多乱象之下,行业数据的真实性大受挑战。这些由保险公司基层员工、保险中介、外部其它机构代为垫付的费用没有进入保险公司的费用科目里。具体金额是多少,总部不知道,监管不知道,只有具体分支机构的业务部门知道自己的数据。这就影响了行业当前真实的盈利水平。2017年、2018年中国车险承保盈利,如考虑进这些费用,实际承保利润是多少,无人知道。未来费用全部进入系统后,数据也会大受污染。

数据不真实,已经成为财险行业发展中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近期曾公开表示,造成数据不真实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前端销售费用延迟入账,或者理赔作假;后端则是通过未决准备金伪造数据。

而车险隐形“堰塞湖”最终也会伤害到投保人利益。仅从公开的数据看,2017年,我国财险业平均赔付率比美国低16个百分点,费用率却高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投保人交的保费,很多被耗费在了费用上,而不是赔给了出险人。从保险公司的成本控制来说,在费用率较高又难以快速改善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压缩赔付成本、提高非车险的费用率来确保盈利性。形成了车险业“高费用、低赔付”的行业现状。

一家中小型财险公司负责人透露,有个情况非常值得玩味:凡是车险有利润或者车险综合成本率比较低的险企,那么它的非车险业务总体上是不好的;车险综合成本比较高的,非车险就没那么高。“我不掌握车险隐形费用的总体规模,但上述情况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该负责人称。

从源头摸排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某中小型险企已经不再将车险作为重点业务领域,预计该公司今年的车险业务将缩减10亿元左右。该公司负责人指出,2018年整个车险行业承保利润率仅0.14%,且盈利主体主要集中在人保、平安、太保等大公司,中小公司普遍亏损。另一方面,保险中介机构的整治将加剧车险业务的开展难度。

“从我们实际经营的情况看,我们建议在‘一刀切’全面禁止超额费用前,先进行摸底,让各保险公司限时清理,然后再严格执行‘报行合一’。”某保险经纪机构相关人士建议。

该人士指出,堵漏洞的同时还需要解决历史问题。监管此次整治中介乱象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根治之前,还需要面对历史问题,对目前积压的数百亿账外费用给予机会消化。

另一方面,治理乱象需要从根源上做文章。要降低高佣金、高返现,首先要挤压高佣金的市场空间。费率改革应该是费用控制的先决条件。去年监管在广西、陕西、青海等三个地区试点了车险更大尺度的费改,有的地区手续费降下来了,有的地区也没有降。所以究竟是先控费再费改,还是先费改再控费用,监管也是有顾虑。

从实践来看,长三角地区交强险赔付率很高,所以交强险的手续费很低,多数地区甚至交强险0手续费。说明从中长期来看,费用水平的高低还是由赔付水平的高低,也就是保费的充足率来决定。

永诚保险常务副总裁康国君此前表示,在当前的监管条件下,对于兼业代理、个人代理,甚至信誉不良的专业代理都可以从事交强险业务来说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交强险必须区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目前阶段,禁止非专业代理机构、不良信誉代理机构从事交强险业务是补救监管短板的手段。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的保险中介市场还需要呵护和培养。目前有几家保险中介机构已经启动了上市进程。资本虽然对行业前景一致看好,但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资本不敢大举进入保险中介领域。“目前看来保险中介登陆A股的难度还是比较大,主要还是考虑海外上市。这也导致投资资本对这个领域态度谨慎。”该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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