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slice, content: ‘”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6GfEUt4h7e6l7″ img_width=”600″ img_height=”99″ alt=”「原创」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 inline=”0″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XFwIf8Dsdp6b” img_width=”550″ img_height=”305″ alt=”「原创」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 inline=”0″u003Eu003Cpu003E金 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u003Cu002Fstrongu003E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世界工业化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新变化。除了苏联解体这样的政治性事变导致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外,促使世界工业化基本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首先是国际经济格局特别是产业发展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其中,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是这一变化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崛起成为加速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表现得惊人的快速,往往被称为“压缩式的工业化”,即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过程;而且突出地具有区别于,甚至是相反于其他国家的许多特点。当前,中国工业正处于进军世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关键阶段。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而在其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各种结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国工业化过程,一方面是西方工业化技术路线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受到东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工业化尽管在技术路线上同西方工业化没有实质性区别,但在体制机制上却有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有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深化,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因素,也有许多中国特色因素。当中国工业化进入在30多年辉煌成就基础上继续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时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又成为全社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u003Cu002Fstrongu003E工业化;全球化;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产业发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JEL: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类工业化是一个从国别现象演变为全球现象的历史过程,即工业化现象起先从少数国家产生,然后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性现象,将所有国家均卷入工业化的洪流之中。全球化竞争是近100年来世界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当前,全球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加速工业化是促进全球竞争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而随着全球竞争新格局的形成,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转型升级。因此,研究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的关系及其未来前景,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的课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 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轨迹和当代趋势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工业化以及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工业化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程中最辉煌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尽管充满了矛盾、艰难、痛苦甚至灾难,但与此前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工业化以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以此为基础使人类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存环境极大改善,其最终表现就是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寿命预期大幅度提高。凡是经历这一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将从低收入经济体,较快地发展为中等收入以至高收入的经济体。世界历史表明,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必须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化发端于17-18世纪的西欧以及西欧移民国家,这些国家不仅成为主要的先进工业化国家,而且成为支持现代西方文明在全球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前提和国家实力基础。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实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其基本特征就是:在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基础上大规模地开发资源,扩大市场,无止境地创造和获取财富,因此,扩张、占领、殖民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史”。从这一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本质的极端表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很显然,以军事战争为手段的工业竞争和国家间竞争必然导致人类的灾难,也是西方文明的绝路。人类发展必须寻找绝处逢生的出路。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世界竞争规则和国际关系制度安排的历史根源。其基本原则是:各国开放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允许跨国投资,不再以殖民地掠夺和占领为竞争方式;其具体国际组织机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如果将此前的西方文明称为前期的“西欧文明”,那么进入这一时期,由于美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主导和核心国家,所以可以称为后期的“美欧文明”,这也可以视为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形态,区别于其前期的近代形式。西欧文明阶段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基本性质是:榨取、殖民占领、世界战争;美欧文明阶段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性质是:持续扩张、全球化、价值观输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化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技术进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为一体的经济社会复合现象,所以,当世界其他经济体面对美欧文明的强势扩张,必然产生激烈的反应。一些经济体对西方工业文明采取坚决抗拒和闭关自守的对策,禁止西方文明的入侵。另一些经济体对西方文明采取矛盾的态度,既抗拒西方文明侵入,又试图或不得不接受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对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利的因素。这两种经济体的成效通常均不很好,因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质上处于同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潮流格格不入或刻意隔绝的状态。同以上两类经济体不同,有一些经济体对西方工业文明采取主动接受和积极融合的立场,不反对全盘西化,甚至宣称自己实质上已经属于“西方国家”,例如日本。还有一些国家采取主动接受西方文明,但力图嫁接本体文明的立场。他们希望“西化”,但强烈地要求保留本国的文明特质。当然这样的经济体通常为大国,例如俄罗斯和印度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见,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进程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向全世界渗透扩散,表现出强大的实力和强劲扩张力,几乎可以说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并不断将其他文明体卷入工业化潮流。这自然使得工业化的文明基础发生实质性变化,即经历多次重大冲突和危机后,世界进入现代文明竞争时代。现代文明竞争并不是边界清晰的“文明冲突”,而是各主要文明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复合交织,包括经济、文化、政治、行为礼仪、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汇、渗透、竞争与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世界工业化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新变化。除了苏联解体这样的政治性事变导致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外,促使世界工业化基本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首先是国际经济格局特别是产业发展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的分析,世界未来15年将出现一系列基本趋势:财富和经济权力向东方转移与“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兴起是当下全球化的特征;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包括水、食品、能源在内的重要战略资源更为紧缺;未来国际冲突的类型和来源将显著变化,意识形态冲突大大淡化,多数国家将忙于应对实际的经济、政治挑战;到2025年,美国不再具备主导世界的实力,中国、印度将崛起成为重要大国,在影响力方面与美国展开竞争,而欧盟、日本、俄罗斯仍将是重要大国;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新行为主体作用的加强,使2025年的世界成为没有多边主义的多级世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前,越来越多的人采用“新兴经济体”概念来替代“发展中国家”,作为对一些发展态势强劲的后发国家的称谓。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发生的影响已经同过去的“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经济体”的概念含义有了极大的差距。例如,现在许多外国人已经不相信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只接受中国是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竞争态势。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朱民先生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对全球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结构性影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世界经济重心在东移。首先,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的有关资料,近50年来,在美国、欧盟和亚洲三大经济体中,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亚洲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逐步上升。1960-2010年,亚洲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2.3%上升到25.8%。特别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是,2009年和2010年,亚洲经济总量先后超过美国和欧盟,跃居世界第一。其次,世界的资源消耗也同时发生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以石油消费为例,21世纪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石油消费量不仅占世界的比重下降,而且消费总量也减少。即从2000年的171亿桶,下降到2010年的165亿桶,预计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162亿桶。而新兴经济体却从2000年的110亿桶,增加到2010年的153亿桶,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78亿桶,超过发达经济体。也就是说, 2000—2015年,全球石油消费将增加23.1%,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减少5.3%,而新兴经济体将大幅增长61.1%。再次,全球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尽管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仍占主体地位,但所占份额逐步下降;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不断上升。这一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轫,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进口份额大幅度上升。中国是引起国际需求不断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偏转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进口增长迅猛,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2001-2008年,中国的进口规模从2436亿美元增加到1132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4.6%,在世界总需求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中国2009年进口额有所下降,但中国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仍然继续上升,超过7%。纵观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从17—18世纪西欧工业化开始,直到20世纪下半叶,全世界大约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完成工业化,进入工业社会。这些国家的总人口为12亿多。也就是说,人类经历了近300年时间,使得全世界20%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辉煌成就。而从20世纪后期开始,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东移,标志着,东方文明体开始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而东方国家的人口远远多于西方国家。其中,仅中国大陆的人口规模就超过13亿,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得全世界工业社会人口翻一番还要多,世界工业化的版图将因此而彻底改变。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工业化新潮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二、中国崛起成为加速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文明不间断地延续到当代的人类文明体。中华经济体曾经历时千余年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长期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最高比重。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计算,到1820年,尽管西欧工业化已历经约200年,中国的GDP仍占全世界32.9%。但从西方国家入侵中国开始,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竞争中,中国一落千丈。到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1978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4.9%,而人口却占世界的22%左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8年之后的十多年,是中国深刻反思并彻底改变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关系的历史转折期。中国终于认识到: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以及西方工业强国所制定的资本主义国际竞争和贸易体制是不得不接受的游戏规则,否则,你就会因为封闭落后而被“开除球籍”。其实,如果思想更解放地思考,可以承认,我们曾经用以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在西方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甚至可以说,她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信仰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应推导出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结论。但遗憾的是,就是因为拒绝西方工业文明,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再次崛起的伟大觉醒。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勇敢地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管他是资本主义也好,是发达国家主导也好,只要能够加速工业化,发展经济,强国富民,中国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最艰险的国际竞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奋力加速工业化进程,令整个世界和我们自己都未曾料到,成就巨大惊人!学者郑秉文进行了计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1978年人均GDP仅为155美元的起点上,用了23年的时间就于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实现了第一次跨越;仅用了9年时间又突破了4200美元大关,从‘下中等收入’一跃跻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完成了第二次历史性跨越。这两次‘历史性跨越’意味着,如果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话,中国已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再现了‘东亚速度’:这一过程日本用了7年,中国香港也用了7年,新加坡用了8年,韩国用了11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的加速工业化和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的数据计算,1995年之前,亚洲经济比重上升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增长带动;1995年之后,亚洲经济比重上升的动力更多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期间,中国发挥了抵御亚洲经济更大崩溃的中流砥柱的作用。2000年以后,日本经济不再是亚洲经济中的“一国独大”,中国经济占亚洲比重迅速上升。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新一轮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经济规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占亚洲的比重迅速上升,2000-2010年,中国经济占亚洲的比重上升20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则下降近30个百分点。中国和日本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替代日本成为推动亚洲经济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重心的主导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中国从逆境中奋起而超越的机会。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制造业由于其相当高的对外依存度而受到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在这突如其来的困境中,中国制造业表现出很强的应对能力和调整能力,不仅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导致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而且从逆境中崛起,反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自组织官方数据库,1990-2009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从46090亿美元增加到96620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0410亿美元增加到1779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2.59%降低到18.42%;日本制造业增加值从8100亿美元增加到1050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7.57%降低到10.87%;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从4380亿美元增加到5679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9.50%降低到5.88%;法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00亿美元增加到253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34%降低到2.62%;英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60亿美元增加到217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47%降低到2.25%。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一个在规模上追赶和超过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过程。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与法国、英国也有一定差距,仅为145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的3.15%。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制造业增加值先后在2006年和2009年突破1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在1993年超过法国、英国,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二大国,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0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20499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加到21.22%。另据美国研究机构HIS测算,2010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高于美国的19.4%。总之,中国已稳居世界制造业生产规模第一的位置。结束了美国从1895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制造业生产规模世界第一的历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能力在强大经济实力的基础上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在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是贸易竞争力强的国家主张自由贸易,而贸易竞争力较弱的国家主张贸易保护。中国曾经长期主张贸易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非常谨慎地接受和支持自由贸易。而经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由于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和产业竞争力状况的变化,中国对自由贸易的认同能力显著提高,彻底地从自由贸易的被动接受国转而成为积极捍卫国和坚定主张国。过去举着“自由贸易”大旗并动辄指责我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国家,不得不承认我国以极大的努力执行和维护了自由贸易原则。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国际竞争规则和贸易规则也发生着重大改变。有学者认为,世界政策取向将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实际上是要在传统自由贸易规则中加入更多非传统的因素,其中有些是为应对中国贸易竞争力提高而“量身定做”的,这也在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中国贸易竞争力的增强和各国贸易竞争力的消长变化。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应对能力和回旋空间有了显著的提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基础设施实力大大增强,发展环境显著改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超常规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的铁路、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城市地铁等的建设大大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以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建设能力为后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爆发式成长,令世界震惊。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曾经是制约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基础设施最雄厚、投资和产业发展条件最优越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预期,由于投资条件和市场条件的极大改善,世界资本、技术和人才将更大规模地流向我国,进一步增强中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实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获得了一次突进机会。在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资源环境压力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一些在资源严重供不应求、资源价格高涨时期办不成的事,在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也许正是解决问题的难得良机。同时,国际资产价格大幅度调整,为已经积累了一定实力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给一些具有相当优势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国际战略选择的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显著加快。中国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所进行的投资显著增加。因此,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2011年六大高耗能产业中,除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以外,其他四大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均出现明显回升。同时,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也快速提高。这表现为,在重工业占工业比重提高的条件下,重工业用电占工业用电比重却有所下降,从2011年初的87%以上,下降为2011年全年的83%左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产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精洗”和强化过程。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是“组合拳”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仅考虑货币金融层面的政策实施,而且考虑了对实体经济的政策安排,其中,包括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些规划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台速度最快、密集度最高的政策调控。规划中绝大部分政策措施得到了有效落实,总体上,这些得到有效落实的政策均是规划中比较“硬”的政策,也是那些能够真正使企业 从中获得实际利益的政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些规划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应对危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中国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工业尤其是装备、电子、原材料等重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国家经济实力提高的基础和国家安全的保障,而经历重工业快速增长、比重提高是工业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阶段。与西方国家反危机政策不同,中国制定和实施这些规划以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重化工业发展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特别是抓住危机时期的特殊条件投资建设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适合开工的项目,具有积极意义。但也会为此付出论证不够充分一定的代价。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某些政策虽然带来了一些短期负面影响,但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危机冲击下,很多地区纷纷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这在短期之内可能会造成高耗能产业的死灰复燃,造成一定的节能环保压力,但基础设施的超速度发展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总是有利的。这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资源浪费,但弥补和夯实了工业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短期的代价有可能转化为未来的产业竞争优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明显提高。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有效应对系统性危机的能力,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甚至常常不得不有求于中国,希望中国在解决国际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因此,中国在决定国际事务包括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上的话语权显著提高。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实施和利益维护,另一方面,也将承受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的更大压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三、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经济结构变化趋势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表现得惊人的快速,往往被称为“压缩式的工业化”,即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过程;而且突出地具有区别于甚至是相反于其他国家的许多特点。例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苦于国内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而中国却是储蓄和外汇十分充裕,以至被当作“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苦于重型制造业发展不力,而中国重型制造业的增长却似乎是压不下去的“怪兽”;其他国家将GDP的高增长视为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却常常为过高的GDP增长率而担忧,甚至诅咒GDP为异端。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通常总是为贸易逆差而忧虑,为获得贸易顺差而努力,而中国却为贸易顺差而“得罪”世界,似乎是做了什么错事。这些令其他国家羡慕而在中国却被视为“问题”的现象,并不是中国“饱汉不知饿汉饥”,而确实是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时所付出的“过犹不及”的代价,导致了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其基本的性质是,在经济规模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各种结构矛盾和问题表现突出,有的甚至十分尖锐。当然,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也要做科学分析,不应简单归结为似乎都是“做了错事”。一种矛盾或一个问题,如果长期存在,即使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损害也难以解决,那么,其中一定有深刻的原因,而绝非是人们愚蠢地和缺乏理性地“明知故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从宏观经济关系看,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消费、储蓄、投资及进出口总量间的平衡与否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积累率曾经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改革初期,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无非是说应该把储蓄率降下来,把消费率提上去,并以为高积累率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是,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一路走高。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也是工业化的前提。有储蓄才有投资,高储蓄可以实现高投资,促进高增长,这正是中国创造经济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问题是,高储蓄也必须要有高投资。如果过高储蓄不能转化为相应的投资就会导致经济衰退,而且可能使宏观经济政策失效。可见,中国的高投资是高储蓄的必然对应现象。但是,过高的储蓄和投资也会产生弊端,导致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内需动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国宏观经济关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的工业品出口。这不仅是发挥比较成本优势的可行途径,而且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规则缺陷条件下,即商品、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国际规则下,中国进行生产要素国际配置的不二选择。中国有占世界1u002F5以上的劳动力,国际资本将大量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中国必须通过工业品出口来平衡供求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过高的外贸依赖性会导致过分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而且往往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如果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还可能扭曲价格汇率体系,加剧能源资源紧张。其实,从宏观经济关系来看,大量出口的根源仍然是高储蓄。因为高储蓄率就是低消费率,必须以高投资率来平衡供求,否则就会发生经济衰退。问题是,高投资的短期效应是增加需求,但长期效应则是增加供给。更大的供给必须有一定的净出口来平衡,否则经济也会衰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有储蓄-投资率畸高的特点呢?可能的原因一是工业化阶段的客观规律以及我国实行的工业化战略的要求。二是现行的体制机制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倾向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消费能力受到限制;政府支出更倾向于投资;各类企业都很少分红,即使分红也很少使人民分享,使利润较少转化为消费。三是中国人具有很强的节俭意识和财富积累观念,加之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家庭缺乏未来安全感,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均,中产阶层弱小,抑制了消费能力,更强化了家庭储蓄倾向。无论原因是什么,高储蓄、高投资恐怕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长期现象,短期内难以改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见,中国特殊的宏观经济关系是由客观经济规律、发展路径和战略、体制机制和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所导致。既是中国的特色优势,也是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在宏观经济层面的突出表现之一。不过,如果说过去宏观经济关系的中国特色更具有历史合理性,那么,现在我们更要重视的是其越来越突出的矛盾性,必须进行适时调整,才能符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这就成为中国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突出的经济结构问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2.科学判断和把握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协调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是近年来讨论最多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政策和现实往往表现得十分矛盾。大多数人似乎接受了中国第二产业规模和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和比重过低的判断,但是,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规划都仍然将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定得高于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增长率,实施结果也确实如此。令人不解的是,尽管第二产业的增长率高于GDP及第三产业增长率,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却会上升,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因而相对下降。这似乎是个悖论,其实同三次产业的统计方式有关。如果按照就业人数来呈现,中国农业劳动的比重仍然相当高,远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水平。如果按照产出品的现价来计量,则第二产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显著偏低。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第二产业并没有达到先进国家工业化时期所达到的比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并不算很低。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WXFwJ22CayX5B” img_width=”637″ img_height=”149″ alt=”「原创」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可见,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严重偏离正常轨道,是一个须特别慎重的问题。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到了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加速提高的时期,也是一个须慎重判断的问题。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3.5万元,按年末汇率折算为5555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的11%;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8210国际元。相当于按同样方式计算的美国20世纪40年代和日本1961年的水平。那时,美国和日本的第二产业比例都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而按同样方式计算,当时日本第二产业比重为44.5%,第三产业比重为44.6%。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和国际比较大致可以判断:除少数地区外,我国总体上处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快速增长时期;第三产业统计比重偏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采用现价法的呈现结果,实际的服务经济活动大于其统计表现,这与人们的日常感觉大体一致;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偏离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为第一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创造工作岗位,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第三产业的价格推进将加速,现价趋近购买力平价水平,这可能会使其统计比重较快提升,而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则非常值得关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此,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方向,不是简单地调整比重,而是更好地协调三次产业之间的合理分工和有效互动。第一产业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且第一产业的现代化也是第二、第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第二产业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是第一、第三产业市场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产业不仅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条件,而且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高效率的综合运输服务和信息传送服务,更要为第一、第二产业的高效化、品牌化和延伸化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而只有科学把握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才有助于建立适应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现代产业体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3.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国家竞争力基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以上关于三次产业关系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由于中国仍然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有些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所以,工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产业。而且,从国家的整体经济看,工业是中国当前最重要和最具战略地位的经济部门。中国最强大的企业集团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2010年,500家大企业集团中第二产业企业数占73.45%,营业收入占72.6%。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发展将中国推向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多国家的地位。工业是中国成为世界有影响大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直接支撑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目前尚没有其他可与世界强国比试的战略性“法宝”。进一步做强工业是中华民族复兴最重大的战略任务和可行途径。中国的根本性民生改善,也从根本上依赖于工业的更大发展。不可能在没有工业发展的条件下构建民生事业的空中楼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前,中国工业正处于进军世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关键阶段,机会只属于具有顽强拼搏意志和最具耐心的工业技术创新精神的国家。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达到高端制造业强国的境界。中国能否成为这样的国家,未来10-15年是关键时期,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一战略机遇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所面临的几乎一切最重大的经济、社会、民生和国家安全问题都必须有发达的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持。目前,中国工业尚没有具备解决所有重大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充分能力。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工业已经过度扩张,而是现行工业技术还不足以保证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加快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基础条件和技术手段。中国未来将面临更为复杂和棘手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挑战,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使我们将承受巨大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压力,亟须加快工业发展,特别是加快高端产业生成、尖端科学成果产业化和精致制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欧洲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安全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家的安全利益将重新定义。不仅是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而且广阔领海和经济专属区、远海岛屿、外层空间、全球航道,甚至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地等,都将是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所在。我们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和应急力量,我们将面临无法承受的风险!那么,谁为我们提供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应急装备?答案只有一个:中国自己的工业。这实际上正在成为越来越紧迫的国家战略问题,中国必须加快高端和尖端制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否则,中国难以成为真正有影响的世界大国,也难以承担一个大国应承担的更大国际责任。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在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成为工业强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是否努力建设工业强国,实际上是尊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问题。早在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中,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就表现出来,并受到激烈的社会批评。20世纪中叶,面对工业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国际上就曾出现了“增长极限”和非工业化道路或“中间道路”思潮。这些思潮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但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程却始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顽强推进和加速。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工业化的各个必经阶段都不可逾越。例如,在现阶段,资源密集型产业有其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不可能把不发展这类产业作为结构调整的方式。因为中国这类产业尚离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例如,钢铁产能似乎严重“过剩”,但这也许同我国的钢铁蓄积量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有关。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人均钢材蓄积量均达到11-12吨。而中国在2004年人均钢材蓄积量仅1.5吨。经过近年来钢铁生产能力的极大增长,估计到2011年我国人均钢材蓄积量达到4吨,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不可能离开人类工业文明的大道。关键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必须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来实现产业技术提升,提高生产的节约化和清洁化。实际上,只有在更高水平和更严格标准下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才能更强烈地激励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建设工业强国不只是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事情。工业化的实质也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增长,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的和社会观念的变革。工业化涉及千家万户,千家万户如何看待工业?每一个家庭都应反思:“望子成龙”是否包括成为优秀的技工和工程师?为什么现在我国许多优秀工科院校的录取最高分数线专业已不是工科而是金融等非工科专业?教育界尤其应反思:将教育资源更多投入培养实业人才,还是把使受教育者脱离生产一线作为教育资源的主要投向?社会也应反思:我们是否给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充分的尊重?是使发达的制造业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基础,还是让制造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集聚地?由此可见,建设工业强国是全民族的伟大事业,它不仅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事情,也是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民族精神问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四、中国走向工业强国的艰巨前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会走上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发展,进入工业社会。不过,在此之后能否长期保持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工业强国,则没有相同的归属。有的国家在达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后,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步削弱,甚至基本失去制造业的国际地位,而主要靠服务业支撑国民经济。这样的国家大都不可能保持经济和科技强盛国家的地位,南欧的一些国家例如希腊就是如此。也有一些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能够长期保持在一些制造业领域的一些产业环节中的竞争优势,尽管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已不明显,但主要依赖其特色产业和长期积累的技术、工艺、品牌等优势,仍然可以在传统和先进制造业中占据一定的国际地位,西欧的一些国家大都这样。还有一些国家在历经工业化后由于制度、文化、国家战略意志等一系列原因,坚实的工业文明基础包括高素质的国民实业意识,从而长期稳固地占据着制造业主要领域的核心技术高地以及精致制造和高端尖端制造的技术平台,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经过了三百年的世界工业化历史,只有美国、德国、日本、瑞士以及瑞典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成为了这样的工业强国。这些国家至今占据着制造业的产业制高点。中国即使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大多数产业的技术水平、制造水平特别是核心技术实力仍将长期屈居其后。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绝非一日之功就可成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迄今为止,中国工业化基本上是沿着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技术路线推进的。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工业化技术进步过程总体上是西方工业技术的转移扩散过程,即世界工业化版图演化过程中的工业发展空间和重心迁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各产业的发展都大体上会经历四个阶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能力国际再配置,即生产能力包括加工组装能力和各类制造能力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使中国具有低成本生产优势。这一转移过程的主要动力因素是要素比较成本,即中国以低成本的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低标准的环境保护要求,吸引发达国家将产业链中的低、中端生产环节转移过来。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就是将生产环节梯级分布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从“质次价低”转变为“物美价廉”,越来越多“Made in China”产品成为世界各国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产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个阶段是生产设备和技能国际再配置,即先进的制造设施和高水平的技能人力资源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使中国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优势。这一国际转移过程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资金积累和设备投资的实力;二是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技能工人教育培训体系的完善和“工匠”文化的形成。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是生产的深度本土化和高端产品加工的外包;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工业生产的技术进步。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从“价廉物美”转变为“质量优良”,越来越多的“Made in China”产品进入国外的中档价位商店或柜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个阶段是研发创新能力国际再配置,即研发活动的主体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使中国成为研发基地,具有核心技术创新实力,尤其是,在中国进行的研发活动中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重于开发。这一转移过程的动力因素是中国经济社会环境整体水平的提高,创新体制和创新文化的形成,产业技术水平接近世界前沿。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这是制造业的“根系移植”,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攀登产业制高点。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成为“高新精品”,越来越多的“Made in China”产品成为领先和时尚性产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四个阶段是品牌优势国际再配置,即体现了综合优势的积淀和技术文化实力的最具竞争力的品牌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这一转移过程的动因是经济、技术、文化的综合优势的形成以及对消费者的“心理征服”。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这是制造业的彻底的“改换门庭”,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工业强国地位的稳固。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成为使用者“不可替代”的选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很显然,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上述第一、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使是纺织服装等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没有达到和完成第三个阶段。因此,中国要成为工业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的最重要的实体产业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如果不在制造业的提高上长期努力,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工业强国,甚至难以保持处于目前产业发展阶段上的竞争力。特别重要的是,工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产业载体,没有发达的工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即使成功也只能是源头溪流,成不了产业发展的滔滔江河。工业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科学用于生产,科技促进发展首先体现为科学成果的工业运用。总之,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不成为工业强国就谈不上成为创新型国家。这正是美国因其制造业比重下降而担心,并提出重振制造业的最主要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制造业规模已经相当巨大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制造业当然会有困难和压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虽然对实体产业形成挑战,但不可能以不发展实体产业的方式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相反,只有更先进强大的工业才能应对资源环境压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的最根本途径就是向产业高端攀升,实现全产业链的高效化、节约化、清洁化、精致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目前,中国工业的绝大多数部门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必须向各产业的高端发展,同时也要实现全产业链的精细化和极致化,在更高的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标准下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此,中国需要培育现代工业文明精神,而现代工业文明精神才是工业强国最深层的基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如何科学认识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使对合理产业发展方向的把握同选择可行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相一致,正成为各个产业和各地区确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如前所述,从产业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态势的具体分析看,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产业,甚至包括纺织服装业这样的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仍然处于大体完成了生产能力和设备技能的国际转移阶段,而还远未完成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反映综合竞争力的品牌优势的国际转移过程。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关键技术还有很大差距,更加表现在我国的整体工业素质同发达工业强国的差距更是远远大于在关键技术上的差距。中国远未攀上世界工业的高山之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此,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绝不意味着“狗熊掰棒子”式地放弃传统产业,一厢情愿地追求高技术产业,相反,向传统产业植入高新技术才是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就全国而言,目前,中国工业没有“夕阳产业”,从最传统的工业部门到先进制造业的各个部门,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产业升级的意义决不在于“放弃”,而是在于“强化”,即全方位地加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各产业部门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产业体系变革的迫切要务。当前,尤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关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是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也要以人为本,即必须同劳动力素质结构相协调,中国的就业目标须要有丰富的产业结构。从实质性上说,产业是连续的,产业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也无绝对的高低之分。任何产业领域中都可以产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例如,美国产业的强大不仅表现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产业,也表现在可口可乐、沃尔玛、牛仔裤、麦当劳等传统产业企业的强大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断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是各工业强国的共同经验。大多数高新技术产生于在传统产业中的运用。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附加价值高低对应关系。传统产业也可以具有高技术因素,同样可以产生高附加值。同样,高新技术产业中也可能有低附加值环节。所以,调整产业结构不应有产业歧视观念。加强各产业的技术改造,是实现产业升级的有效方式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向传统产业植入高新技术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际上,我国的许多制造业企业已经在两化融合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不仅在研发、设计、生产过程中,在销售网络中,而且在售后产品的运行监控等方面都采用了相当先进的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应该给企业以更大的创新想象空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关于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是未来的产业,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技术路线选择的不确定性和技术产业化的不成熟性。大多数技术前沿的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在发达国家中也还没有成熟,其产业化仍然处于必须依赖政府补贴的阶段;而且即使是发达国家比较成熟和适用的技术路线也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现实国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对于中国产业发展的现实,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包括发达国家已经存在而我国尚没有的高端产业及高端产业链,也包括在发达国家也正在探索的新的产业门类。尽管对于前一类产业我国尚有一定的模仿创新可能,技术路线选择比较明确,但是总体来说,自主创新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强。因为,高端技术的国际转移障碍非常高。而发展后一类产业则只能主要靠自主创新,因而其研发成本、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都是相当高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技术不成熟和技术路线不明确的条件下,不应在低端产业链上铺摊子,过分扩大生产能力。实际上,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都是很长的产业链,在产业链的有些环节具有资源环保优势,而有的环节并不具有资源环保优势,甚至也有高消耗和高污染的工艺。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实现某些产业端的技术创新,而且要培育和实现全产业链以至产业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成熟和经济合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关于发展现代服务产业。现在有一种担忧,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过于滞后,而工业的比重过高,大多数地区都愁于不知道如何加快服务业发展,如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其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必然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将水到渠成。因为,随着工业的长足发展,支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工业技术正在迅速进步,科技成果和制造业的结合将推动产业分工深化,产业链的分解和产业间融合将拓宽服务业发展空间。现代服务业对工业技术具有高度依赖性,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工业技术的运用和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开放更大的可进入空间。其实,由于工业品的价格总是不断下降,而一些服务业的价格上升,以现价计算,第三产业的比重会比预期的提高得更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四,关于工业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中国向工业强国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发展空间布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工业化的先发地区和经济增长极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圈。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大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前沿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内陆地区也有一些中心城市和经济区获得较快发展,但总体上滞后于沿海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经济明显落后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大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和服务业均不发达,农业现代化水平也不高。总体态势大体是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和不发达的县域经济并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见,中国工业化所导致的经济“高地”和“低地”间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而且,高地和高地之间也有许多经济部发达的“洼地”。这是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因此,中国未来工业化的最显著空间特征将是向三大经济腹地快速推进,这三大经济腹地是:沿海腹地、内陆腹地、县域腹地。沿海腹地是指东部沿海区域中的较不发达地区;内陆腹地是指中、西部地区;县域腹地是指广大的农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经过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中国不仅具有向三大经济腹地推进的必要性,而且也基本具备了可行的条件。一是具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资金和人力资源较30年前有了很大增长。二是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经济腹地相对不利的区位条件有了较大改观。三是企业家队伍已经成长起来,市场经营的经验和抗风险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四是中心城市的发展趋向成熟,开始从对资源的强“吸纳”性逐渐向强“辐射”性转变。例如,上海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向长江中游地区的辐射效应都逐渐增强,资源吸纳相对减弱。中心城市经济能量的更快扩散将更有助于腹地经济的加快发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化向三大经济腹地的较快推进反映了中国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向增长的多极化、均衡化、一体化和内需化转变的趋势。首先,前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一线沿海中心城市的强势发力,使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除了一些一线城市外,其他地区包括一般城市经济的发展均相对滞后。目前,这些一线中心城市开始出现过度拥挤和增长趋缓的态势,因此,未来15-20年必须形成更多的增长极,才能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渐进式改革和级差式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后果之一就是不均衡性相当突出,引发出各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工业化的重心只有有序快速地向经济腹地大幅度推进,使三大腹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更快提高,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化。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将形成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包括省域中心城市与更大范围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跨省经济合作和市场一体化,以及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只有在普遍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地方保护主义壁垒的经济“全国化”。以全国化的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才能实现中国这一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只有从以中心城市开放为主而腹地经济相对封闭的格局,向三大经济腹地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转变,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宏观结构转型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腹地相对封闭而一线中心城市高度开放,使沿海中心城市同国际经济的联系比同腹地经济的联系更紧密,因此,庞大的生产能力同相对狭小的腹地市场相脱节,不平衡。所以,只有实现腹地经济的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才能真正奠定内需增长的基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五,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就国际经济而言,中国工业发展不仅要遵守WTO所规定的自由贸易规则,而且要做好应对更严格的国际竞争规则的准备。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大多数并不熟悉国际规则,更缺乏国际经营的实际经验。尤其是,我们的企业组织结构更不适应于国际化经营,这导致了我国企业在国际经营中,一方面决策效率低,缺乏有效抓住商机的决断力;另一方面,又缺乏风险防范的决策安全性,往往因决策失误而招致惨重损失。因此,如果我们期望以更大规模“走出去”的方式,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必须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尤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之更能够适应国际化的市场竞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是一个意义深远但难度很大的问题。什么样的企业应该走出去?为什么要走出去?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只是转移过剩生产能力,而是获取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资源,形成强大的国际产业链优势和渠道网络。也就是说,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最重要战略意图应是形成中国产业更强大的企业组织结构和全球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五、结语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并且在其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各种结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国工业化过程,一方面是西方工业化技术路线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受到东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工业化尽管在技术路线上同西方工业化没有实质性区别,但在体制机制上却有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有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深化,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因素,也有许多中国特色因素。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行为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各地方间的竞争,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导致政府更倾向于用行政力量给市场加力,获得“辉煌成就”;同时减弱了社会对市场力量的平衡性,往往产生许多失衡现象。然后,又期望靠政府事后的逆市场政策来调整在政府事前的顺市场干预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偏差,往往是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的。总之,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大多含有政府“好事做过头”的因素,结果往往过犹不及。所以,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求之不得的“好事”,例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巨大的工业产能、很强的出口竞争力、大量的外汇储备等,在中国竟然成了“问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政府管理固然重要,由政府组织“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特定条件下确实可以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更根本、更重要的是必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中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体制机制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在高强度的政府干预下,中国30多年来的工业发展特别依赖于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特殊待遇”。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不应成为长期政策原则,导致企业市场竞争异化为优惠政策竞争和“特殊待遇”攀比。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更有效的发展政策应是无歧视的公平竞争政策。因此,当中国工业化进入在30多年辉煌成就基础上继续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时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又成为全社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陈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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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文明不间断地延续到当代的人类文明体。中华经济体曾经历时千余年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长期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最高比重。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计算,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占全世界的32.9%。但从19世纪开始,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竞争中,中国一落千丈,远远落后。到1978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4.9%。  对于西方工业化,中国长期处于极为矛盾的心态,开始不屑一顾,视之为“野蛮”;后来既抗拒又羡慕,时时有向西方学习的念头,又怕丧失了自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曾经热烈地欢迎西方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但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又坚决关上了国门,将西方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同西方工业文明的隔绝,加之国内政治的“折腾”,将中国经济引向了“崩溃边缘”。是继续封闭,还是对外开放?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抉择。  1978年之后的十多年,是中国深刻反思并彻底改变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关系的历史转折期。中国终于认识到: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以及西方工业强国所制定的资本主义国际竞争和国际贸易体制是不得不接受的游戏规则,否则,你就会因为封闭落后而被“开除球籍”。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再次崛起的伟大觉醒。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勇敢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管他是资本主义也好,是发达国家主导也好,只要能够加速工业化,发展经济,强国富民,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投入最艰险的国际竞争。  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奋力加速工业化进程,成就惊人!仅用三十多年,到2010年中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加速工业化和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  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表现出惊人的快速,而且突出地具有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特点。例如,其他发展中国家苦于国内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长期存在所谓“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中国却是储蓄和外汇十分充裕,以至于成了要解决的“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苦于重工业发展不力,而中国重工业的迅猛增长却令人担忧其“产能过剩”;其他国家将GDP的高增长视为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却常常为过高的GDP增长率而担忧,甚至诅咒GDP为祸端;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常总是为贸易逆差而忧虑,而中国却因贸易顺差而“得罪”世界,似乎是做了什么“错事”。这些令其他国家羡慕而在中国却被视为“问题”的现象,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结构矛盾和问题,有其深刻的原因,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正在做的事情。而本次在伦敦书展展出的《中国道路——中国经济学家的思考和探索》一书,集中展现了中国经济学家和有关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将中国崛起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以及学者们的对策建议,提供给西方学界以求指教和研讨。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崛起是一个与西方文明互动的过程,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开放。现实也告诉世界,中国崛起正在产生全球性影响,因此,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作为经济研究的对象,中国崛起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我衷心希望有兴趣了解中国的西方朋友,可以从我们的这本书中获得一些有益的信息和启示。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在伦敦书展上的发言,伦敦书展是全球书业最重要的春季盛会,在本届书展中,《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道路——中国经济学家的思考和探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注中国——41位驻华官员谈中国共产党》及李瑞环的专著《务实求理》等一批介绍中国政治面貌的书籍备受关注、青睐和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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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u003Cu002Fstrongu003E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世界工业化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新变化。除了苏联解体这样的政治性事变导致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外,促使世界工业化基本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首先是国际经济格局特别是产业发展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其中,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是这一变化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崛起成为加速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表现得惊人的快速,往往被称为“压缩式的工业化”,即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过程;而且突出地具有区别于,甚至是相反于其他国家的许多特点。当前,中国工业正处于进军世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关键阶段。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而在其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各种结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国工业化过程,一方面是西方工业化技术路线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受到东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工业化尽管在技术路线上同西方工业化没有实质性区别,但在体制机制上却有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有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深化,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因素,也有许多中国特色因素。当中国工业化进入在30多年辉煌成就基础上继续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时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又成为全社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u003Cu002Fstrongu003E工业化;全球化;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产业发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JEL: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人类工业化是一个从国别现象演变为全球现象的历史过程,即工业化现象起先从少数国家产生,然后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性现象,将所有国家均卷入工业化的洪流之中。全球化竞争是近100年来世界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当前,全球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加速工业化是促进全球竞争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而随着全球竞争新格局的形成,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转型升级。因此,研究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的关系及其未来前景,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的课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一、
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轨迹和当代趋势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工业化以及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工业化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程中最辉煌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尽管充满了矛盾、艰难、痛苦甚至灾难,但与此前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工业化以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以此为基础使人类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存环境极大改善,其最终表现就是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寿命预期大幅度提高。凡是经历这一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将从低收入经济体,较快地发展为中等收入以至高收入的经济体。世界历史表明,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必须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化发端于17-18世纪的西欧以及西欧移民国家,这些国家不仅成为主要的先进工业化国家,而且成为支持现代西方文明在全球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前提和国家实力基础。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实质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其基本特征就是:在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基础上大规模地开发资源,扩大市场,无止境地创造和获取财富,因此,扩张、占领、殖民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史”。从这一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本质的极端表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很显然,以军事战争为手段的工业竞争和国家间竞争必然导致人类的灾难,也是西方文明的绝路。人类发展必须寻找绝处逢生的出路。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世界竞争规则和国际关系制度安排的历史根源。其基本原则是:各国开放经济、实行自由贸易、允许跨国投资,不再以殖民地掠夺和占领为竞争方式;其具体国际组织机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如果将此前的西方文明称为前期的“西欧文明”,那么进入这一时期,由于美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主导和核心国家,所以可以称为后期的“美欧文明”,这也可以视为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形态,区别于其前期的近代形式。西欧文明阶段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基本性质是:榨取、殖民占领、世界战争;美欧文明阶段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性质是:持续扩张、全球化、价值观输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化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技术进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为一体的经济社会复合现象,所以,当世界其他经济体面对美欧文明的强势扩张,必然产生激烈的反应。一些经济体对西方工业文明采取坚决抗拒和闭关自守的对策,禁止西方文明的入侵。另一些经济体对西方文明采取矛盾的态度,既抗拒西方文明侵入,又试图或不得不接受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对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利的因素。这两种经济体的成效通常均不很好,因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质上处于同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潮流格格不入或刻意隔绝的状态。同以上两类经济体不同,有一些经济体对西方工业文明采取主动接受和积极融合的立场,不反对全盘西化,甚至宣称自己实质上已经属于“西方国家”,例如日本。还有一些国家采取主动接受西方文明,但力图嫁接本体文明的立场。他们希望“西化”,但强烈地要求保留本国的文明特质。当然这样的经济体通常为大国,例如俄罗斯和印度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见,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进程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向全世界渗透扩散,表现出强大的实力和强劲扩张力,几乎可以说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并不断将其他文明体卷入工业化潮流。这自然使得工业化的文明基础发生实质性变化,即经历多次重大冲突和危机后,世界进入现代文明竞争时代。现代文明竞争并不是边界清晰的“文明冲突”,而是各主要文明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复合交织,包括经济、文化、政治、行为礼仪、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汇、渗透、竞争与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世界工业化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新变化。除了苏联解体这样的政治性事变导致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外,促使世界工业化基本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首先是国际经济格局特别是产业发展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的分析,世界未来15年将出现一系列基本趋势:财富和经济权力向东方转移与“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兴起是当下全球化的特征;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包括水、食品、能源在内的重要战略资源更为紧缺;未来国际冲突的类型和来源将显著变化,意识形态冲突大大淡化,多数国家将忙于应对实际的经济、政治挑战;到2025年,美国不再具备主导世界的实力,中国、印度将崛起成为重要大国,在影响力方面与美国展开竞争,而欧盟、日本、俄罗斯仍将是重要大国;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新行为主体作用的加强,使2025年的世界成为没有多边主义的多级世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前,越来越多的人采用“新兴经济体”概念来替代“发展中国家”,作为对一些发展态势强劲的后发国家的称谓。因为,这些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发生的影响已经同过去的“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经济体”的概念含义有了极大的差距。例如,现在许多外国人已经不相信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只接受中国是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竞争态势。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朱民先生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对全球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结构性影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世界经济重心在东移。首先,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的有关资料,近50年来,在美国、欧盟和亚洲三大经济体中,美国和欧盟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亚洲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逐步上升。1960-2010年,亚洲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2.3%上升到25.8%。特别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是,2009年和2010年,亚洲经济总量先后超过美国和欧盟,跃居世界第一。其次,世界的资源消耗也同时发生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以石油消费为例,21世纪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石油消费量不仅占世界的比重下降,而且消费总量也减少。即从2000年的171亿桶,下降到2010年的165亿桶,预计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162亿桶。而新兴经济体却从2000年的110亿桶,增加到2010年的153亿桶,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78亿桶,超过发达经济体。也就是说,
2000—2015年,全球石油消费将增加23.1%,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减少5.3%,而新兴经济体将大幅增长61.1%。再次,全球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尽管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仍占主体地位,但所占份额逐步下降;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不断上升。这一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轫,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进口份额大幅度上升。中国是引起国际需求不断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偏转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进口增长迅猛,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2001-2008年,中国的进口规模从2436亿美元增加到1132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4.6%,在世界总需求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中国2009年进口额有所下降,但中国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仍然继续上升,超过7%。纵观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从17—18世纪西欧工业化开始,直到20世纪下半叶,全世界大约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完成工业化,进入工业社会。这些国家的总人口为12亿多。也就是说,人类经历了近300年时间,使得全世界20%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辉煌成就。而从20世纪后期开始,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东移,标志着,东方文明体开始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而东方国家的人口远远多于西方国家。其中,仅中国大陆的人口规模就超过13亿,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得全世界工业社会人口翻一番还要多,世界工业化的版图将因此而彻底改变。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工业化新潮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二、中国崛起成为加速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文明不间断地延续到当代的人类文明体。中华经济体曾经历时千余年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长期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最高比重。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计算,到1820年,尽管西欧工业化已历经约200年,中国的GDP仍占全世界32.9%。但从西方国家入侵中国开始,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竞争中,中国一落千丈。到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1978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4.9%,而人口却占世界的22%左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78年之后的十多年,是中国深刻反思并彻底改变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关系的历史转折期。中国终于认识到: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以及西方工业强国所制定的资本主义国际竞争和贸易体制是不得不接受的游戏规则,否则,你就会因为封闭落后而被“开除球籍”。其实,如果思想更解放地思考,可以承认,我们曾经用以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在西方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甚至可以说,她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信仰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应推导出拒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结论。但遗憾的是,就是因为拒绝西方工业文明,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再次崛起的伟大觉醒。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勇敢地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管他是资本主义也好,是发达国家主导也好,只要能够加速工业化,发展经济,强国富民,中国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最艰险的国际竞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奋力加速工业化进程,令整个世界和我们自己都未曾料到,成就巨大惊人!学者郑秉文进行了计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1978年人均GDP仅为155美元的起点上,用了23年的时间就于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实现了第一次跨越;仅用了9年时间又突破了4200美元大关,从‘下中等收入’一跃跻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完成了第二次历史性跨越。这两次‘历史性跨越’意味着,如果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话,中国已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下中等收入’阶段),再现了‘东亚速度’:这一过程日本用了7年(1966-1973),中国香港也用了7年(1971-1978),新加坡用了8年(1971-1979),韩国用了11年(1977-1988)。”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的加速工业化和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根据联合国数据库的数据计算,1995年之前,亚洲经济比重上升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增长带动;1995年之后,亚洲经济比重上升的动力更多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期间,中国发挥了抵御亚洲经济更大崩溃的中流砥柱的作用。2000年以后,日本经济不再是亚洲经济中的“一国独大”,中国经济占亚洲比重迅速上升。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新一轮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经济规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占亚洲的比重迅速上升,2000-2010年,中国经济占亚洲的比重上升20个百分点(从2000年的15.6%上升到2010年的36.1%),日本经济则下降近30个百分点(从2000年的60.7%下降到2010年的33.7%)。中国和日本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替代日本成为推动亚洲经济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重心的主导力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中国从逆境中奋起而超越的机会。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制造业由于其相当高的对外依存度而受到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在这突如其来的困境中,中国制造业表现出很强的应对能力和调整能力,不仅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导致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而且从逆境中崛起,反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自组织官方数据库,1990-2009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从46090亿美元增加到96620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0410亿美元增加到1779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2.59%降低到18.42%;日本制造业增加值从8100亿美元增加到1050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7.57%降低到10.87%;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从4380亿美元增加到5679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9.50%降低到5.88%;法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00亿美元增加到253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34%降低到2.62%;英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60亿美元增加到217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47%降低到2.25%。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一个在规模上追赶和超过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过程。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与法国、英国也有一定差距,仅为145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的3.15%。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制造业增加值先后在2006年和2009年突破1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在1993年超过法国、英国,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二大国,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0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20499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加到21.22%。另据美国研究机构HIS测算,2010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高于美国的19.4%。总之,中国已稳居世界制造业生产规模第一的位置。结束了美国从1895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制造业生产规模世界第一的历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能力在强大经济实力的基础上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在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是贸易竞争力强的国家主张自由贸易,而贸易竞争力较弱的国家主张贸易保护。中国曾经长期主张贸易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非常谨慎地接受和支持自由贸易。而经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由于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和产业竞争力状况的变化,中国对自由贸易的认同能力显著提高,彻底地从自由贸易的被动接受国转而成为积极捍卫国和坚定主张国。过去举着“自由贸易”大旗并动辄指责我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国家,不得不承认我国以极大的努力执行和维护了自由贸易原则。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国际竞争规则和贸易规则也发生着重大改变。有学者认为,世界政策取向将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实际上是要在传统自由贸易规则中加入更多非传统的因素,其中有些是为应对中国贸易竞争力提高而“量身定做”的,这也在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中国贸易竞争力的增强和各国贸易竞争力的消长变化。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应对能力和回旋空间有了显著的提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基础设施实力大大增强,发展环境显著改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超常规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的铁路、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城市地铁等的建设大大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以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建设能力为后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爆发式成长,令世界震惊。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曾经是制约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基础设施最雄厚、投资和产业发展条件最优越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预期,由于投资条件和市场条件的极大改善,世界资本、技术和人才将更大规模地流向我国,进一步增强中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实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获得了一次突进机会。在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资源环境压力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一些在资源严重供不应求、资源价格高涨时期办不成的事,在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也许正是解决问题的难得良机。同时,国际资产价格大幅度调整,为已经积累了一定实力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给一些具有相当优势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国际战略选择的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显著加快。中国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所进行的投资显著增加。因此,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2011年六大高耗能产业中,除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以外,其他四大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均出现明显回升。同时,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也快速提高。这表现为,在重工业占工业比重提高的条件下,重工业用电占工业用电比重却有所下降,从2011年初的87%以上,下降为2011年全年的83%左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产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精洗”和强化过程。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是“组合拳”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仅考虑货币金融层面的政策实施,而且考虑了对实体经济的政策安排,其中,包括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这些规划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台速度最快、密集度最高的政策调控。规划中绝大部分政策措施得到了有效落实,总体上,这些得到有效落实的政策均是规划中比较“硬”的政策,也是那些能够真正使企业
从中获得实际利益的政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这些规划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应对危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中国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工业尤其是装备、电子、原材料等重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国家经济实力提高的基础和国家安全的保障,而经历重工业快速增长、比重提高是工业化进程不可逾越的阶段。与西方国家反危机政策不同,中国制定和实施这些规划以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重化工业发展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特别是抓住危机时期的特殊条件投资建设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适合开工的项目,具有积极意义。但也会为此付出论证不够充分一定的代价。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某些政策虽然带来了一些短期负面影响,但对于长期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危机冲击下,很多地区纷纷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这在短期之内可能会造成高耗能产业的死灰复燃,造成一定的节能环保压力,但基础设施的超速度发展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总是有利的。这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资源浪费,但弥补和夯实了工业发展中的一些薄弱环节,短期的代价有可能转化为未来的产业竞争优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权明显提高。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有效应对系统性危机的能力,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甚至常常不得不有求于中国,希望中国在解决国际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因此,中国在决定国际事务包括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上的话语权显著提高。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实施和利益维护,另一方面,也将承受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的更大压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三、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经济结构变化趋势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表现得惊人的快速,往往被称为“压缩式的工业化”,即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其他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过程;而且突出地具有区别于甚至是相反于其他国家的许多特点。例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苦于国内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所谓“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中国却是储蓄和外汇十分充裕,以至被当作“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苦于重型制造业发展不力,而中国重型制造业的增长却似乎是压不下去的“怪兽”;其他国家将GDP的高增长视为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却常常为过高的GDP增长率而担忧,甚至诅咒GDP为异端。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通常总是为贸易逆差而忧虑,为获得贸易顺差而努力,而中国却为贸易顺差而“得罪”世界,似乎是做了什么错事。这些令其他国家羡慕而在中国却被视为“问题”的现象,并不是中国“饱汉不知饿汉饥”,而确实是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时所付出的“过犹不及”的代价,导致了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其基本的性质是,在经济规模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各种结构矛盾和问题表现突出,有的甚至十分尖锐。当然,对于这些矛盾和问题也要做科学分析,不应简单归结为似乎都是“做了错事”。一种矛盾或一个问题,如果长期存在,即使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损害也难以解决,那么,其中一定有深刻的原因,而绝非是人们愚蠢地和缺乏理性地“明知故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1.从宏观经济关系看,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消费、储蓄、投资及进出口总量间的平衡与否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积累率曾经被认为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改革初期,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无非是说应该把储蓄率降下来,把消费率提上去,并以为高积累率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但是,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一路走高。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也是工业化的前提。有储蓄才有投资,高储蓄可以实现高投资,促进高增长,这正是中国创造经济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问题是,高储蓄也必须要有高投资。如果过高储蓄不能转化为相应的投资就会导致经济衰退,而且可能使宏观经济政策失效。可见,中国的高投资是高储蓄的必然对应现象。但是,过高的储蓄和投资也会产生弊端,导致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内需动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国宏观经济关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的工业品出口。这不仅是发挥比较成本优势的可行途径,而且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规则缺陷条件下,即商品、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国际规则下,中国进行生产要素国际配置的不二选择。中国有占世界1u002F5以上的劳动力,国际资本将大量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中国必须通过工业品出口来平衡供求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过高的外贸依赖性会导致过分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而且往往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如果长期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还可能扭曲价格汇率体系,加剧能源资源紧张。其实,从宏观经济关系来看,大量出口的根源仍然是高储蓄。因为高储蓄率就是低消费率,必须以高投资率来平衡供求,否则就会发生经济衰退。问题是,高投资的短期效应是增加需求,但长期效应则是增加供给。更大的供给必须有一定的净出口来平衡,否则经济也会衰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有储蓄-投资率畸高的特点呢?可能的原因一是工业化阶段的客观规律以及我国实行的工业化战略的要求。二是现行的体制机制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倾向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消费能力受到限制;政府支出更倾向于投资;各类企业都很少分红,即使分红也很少使人民分享(发达国家消费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实行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制度,形成“财富效应”),使利润较少转化为消费。三是中国人具有很强的节俭意识和财富积累观念,加之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家庭缺乏未来安全感,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均,中产阶层弱小,抑制了消费能力,更强化了家庭储蓄倾向。无论原因是什么,高储蓄、高投资恐怕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长期现象,短期内难以改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见,中国特殊的宏观经济关系是由客观经济规律、发展路径和战略、体制机制和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所导致。既是中国的特色优势,也是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协调在宏观经济层面的突出表现之一。不过,如果说过去宏观经济关系的中国特色更具有历史合理性,那么,现在我们更要重视的是其越来越突出的矛盾性,必须进行适时调整,才能符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这就成为中国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突出的经济结构问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2.科学判断和把握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协调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是近年来讨论最多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上政策和现实往往表现得十分矛盾。大多数人似乎接受了中国第二产业规模和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和比重过低的判断,但是,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规划都仍然将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定得高于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增长率,实施结果也确实如此。令人不解的是,尽管第二产业的增长率高于GDP及第三产业增长率,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却会上升,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因而相对下降。这似乎是个悖论,其实同三次产业的统计方式有关。如果按照就业人数来呈现,中国农业劳动的比重仍然相当高,远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水平。如果按照产出品的现价来计量,则第二产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显著偏低。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第二产业并没有达到先进国家工业化时期所达到的比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并不算很低。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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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原创」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
inline=”0″u003Eu003Cpu003E可见,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严重偏离正常轨道,是一个须特别慎重的问题。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到了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加速提高的时期,也是一个须慎重判断的问题。2011年,我国人均GDP为3.5万元,按年末汇率折算为5555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的11%;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8210国际元。相当于按同样方式计算的美国20世纪40年代和日本1961年的水平。那时,美国和日本的第二产业比例都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而按同样方式计算,当时日本第二产业比重为44.5%,第三产业比重为44.6%。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和国际比较大致可以判断:除少数地区外,我国总体上处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快速增长时期;第三产业统计比重偏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采用现价法的呈现结果,实际的服务经济活动大于其统计表现,这与人们的日常感觉大体一致;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偏离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为第一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创造工作岗位,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第三产业的价格推进将加速,现价趋近购买力平价水平,这可能会使其统计比重较快提升,而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则非常值得关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此,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方向,不是简单地调整比重,而是更好地协调三次产业之间的合理分工和有效互动。第一产业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且第一产业的现代化也是第二、第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第二产业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是第一、第三产业市场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产业不仅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条件,而且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高效率的综合运输服务和信息传送服务,更要为第一、第二产业的高效化、品牌化和延伸化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而只有科学把握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才有助于建立适应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现代产业体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3.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国家竞争力基础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以上关于三次产业关系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由于中国仍然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有些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所以,工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产业。而且,从国家的整体经济看,工业是中国当前最重要和最具战略地位的经济部门。中国最强大的企业集团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2010年,500家大企业集团中第二产业企业数占73.45%,营业收入占72.6%。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发展将中国推向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多国家的地位。工业是中国成为世界有影响大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直接支撑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目前尚没有其他可与世界强国比试的战略性“法宝”。进一步做强工业是中华民族复兴最重大的战略任务和可行途径。中国的根本性民生改善,也从根本上依赖于工业的更大发展。不可能在没有工业发展的条件下构建民生事业的空中楼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当前,中国工业正处于进军世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关键阶段,机会只属于具有顽强拼搏意志和最具耐心的工业技术创新精神的国家。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达到高端制造业强国的境界。中国能否成为这样的国家,未来10-15年是关键时期,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一战略机遇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国所面临的几乎一切最重大的经济、社会、民生和国家安全问题都必须有发达的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持。目前,中国工业尚没有具备解决所有重大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充分能力。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工业已经过度扩张,而是现行工业技术还不足以保证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加快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基础条件和技术手段。中国未来将面临更为复杂和棘手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挑战,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使我们将承受巨大的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压力,亟须加快工业发展,特别是加快高端产业生成、尖端科学成果产业化和精致制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欧洲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安全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家的安全利益将重新定义。不仅是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而且广阔领海和经济专属区、远海岛屿、外层空间、全球航道,甚至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地等,都将是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所在。我们拿什么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和应急力量,我们将面临无法承受的风险!那么,谁为我们提供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应急装备?答案只有一个:中国自己的工业。这实际上正在成为越来越紧迫的国家战略问题,中国必须加快高端和尖端制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否则,中国难以成为真正有影响的世界大国,也难以承担一个大国应承担的更大国际责任。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在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成为工业强国。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是否努力建设工业强国,实际上是尊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问题。早在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中,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就表现出来,并受到激烈的社会批评。20世纪中叶,面对工业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国际上就曾出现了“增长极限”和非工业化道路或“中间道路”(
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思潮。这些思潮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但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程却始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顽强推进和加速。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工业化的各个必经阶段都不可逾越。例如,在现阶段,资源密集型产业有其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不可能把不发展这类产业作为结构调整的方式。因为中国这类产业尚离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例如,钢铁产能似乎严重“过剩”,但这也许同我国的钢铁蓄积量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有关。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人均钢材蓄积量均达到11-12吨。而中国在2004年人均钢材蓄积量仅1.5吨。经过近年来钢铁生产能力的极大增长,估计到2011年我国人均钢材蓄积量达到4吨,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不可能离开人类工业文明的大道。关键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必须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来实现产业技术提升,提高生产的节约化和清洁化。实际上,只有在更高水平和更严格标准下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才能更强烈地激励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建设工业强国不只是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事情。工业化的实质也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增长,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的和社会观念的变革。工业化涉及千家万户,千家万户如何看待工业?每一个家庭都应反思:“望子成龙”是否包括成为优秀的技工和工程师?为什么现在我国许多优秀工科院校的录取最高分数线专业已不是工科而是金融等非工科专业?教育界尤其应反思:将教育资源更多投入培养实业人才,还是把使受教育者脱离生产一线作为教育资源的主要投向?社会也应反思:我们是否给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充分的尊重?是使发达的制造业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基础,还是让制造业成为低收入阶层的集聚地?由此可见,建设工业强国是全民族的伟大事业,它不仅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事情,也是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民族精神问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四、中国走向工业强国的艰巨前程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会走上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发展,进入工业社会。不过,在此之后能否长期保持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工业强国,则没有相同的归属。有的国家在达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后,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步削弱,甚至基本失去制造业的国际地位,而主要靠服务业支撑国民经济。这样的国家大都不可能保持经济和科技强盛国家的地位,南欧的一些国家例如希腊就是如此。也有一些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能够长期保持在一些制造业领域的一些产业环节中的竞争优势,尽管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已不明显,但主要依赖其特色产业和长期积累的技术、工艺、品牌等优势,仍然可以在传统和先进制造业中占据一定的国际地位,西欧的一些国家大都这样。还有一些国家在历经工业化后由于制度、文化、国家战略意志等一系列原因,坚实的工业文明基础包括高素质的国民实业意识,从而长期稳固地占据着制造业主要领域的核心技术高地以及精致制造和高端尖端制造的技术平台,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经过了三百年的世界工业化历史,只有美国、德国、日本、瑞士以及瑞典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成为了这样的工业强国。这些国家至今占据着制造业的产业制高点。中国即使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大多数产业的技术水平、制造水平特别是核心技术实力仍将长期屈居其后。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绝非一日之功就可成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迄今为止,中国工业化基本上是沿着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技术路线推进的。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工业化技术进步过程总体上是西方工业技术的转移扩散过程,即世界工业化版图演化过程中的工业发展空间和重心迁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各产业的发展都大体上会经历四个阶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能力国际再配置,即生产能力包括加工组装能力和各类制造能力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使中国具有低成本生产优势。这一转移过程的主要动力因素是要素比较成本,即中国以低成本的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低标准的环境保护要求,吸引发达国家将产业链中的低、中端生产环节转移过来。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就是将生产环节梯级分布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从“质次价低”转变为“物美价廉”,越来越多“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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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产品成为世界各国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产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个阶段是生产设备和技能国际再配置,即先进的制造设施和高水平的技能人力资源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使中国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优势。这一国际转移过程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资金积累和设备投资(特别是先进设备国际采购)的实力;二是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技能工人教育培训体系的完善和“工匠”文化的形成。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是生产的深度本土化和高端产品加工的外包;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工业生产的技术进步。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从“价廉物美”转变为“质量优良”,越来越多的“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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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产品进入国外的中档价位商店或柜台。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个阶段是研发创新能力国际再配置,即研发活动的主体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使中国成为研发基地,具有核心技术创新实力,尤其是,在中国进行的研发活动中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重于开发。这一转移过程的动力因素是中国经济社会环境整体水平的提高,创新体制和创新文化的形成,产业技术水平接近世界前沿。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这是制造业的“根系移植”,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攀登产业制高点。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成为“高新精品”,越来越多的“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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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产品成为领先和时尚性产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四个阶段是品牌优势国际再配置,即体现了综合优势的积淀和技术文化实力的最具竞争力的品牌从发达国家向中国的国际转移。这一转移过程的动因是经济、技术、文化的综合优势的形成以及对消费者的“心理征服”。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说,这是制造业的彻底的“改换门庭”,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工业强国地位的稳固。这一转移过程的市场表现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品牌形象成为使用者“不可替代”的选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很显然,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上述第一、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使是纺织服装等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没有达到和完成第三个阶段。因此,中国要成为工业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的最重要的实体产业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如果不在制造业的提高上长期努力,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工业强国,甚至难以保持处于目前产业发展阶段上的竞争力。特别重要的是,工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产业载体,没有发达的工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即使成功也只能是源头溪流,成不了产业发展的滔滔江河。工业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科学用于生产,科技促进发展首先体现为科学成果的工业运用。总之,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先进制造业,不成为工业强国就谈不上成为创新型国家。这正是美国因其制造业比重下降而担心,并提出重振制造业的最主要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制造业规模已经相当巨大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制造业当然会有困难和压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虽然对实体产业形成挑战,但不可能以不发展实体产业的方式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相反,只有更先进强大的工业才能应对资源环境压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的最根本途径就是向产业高端攀升,实现全产业链的高效化、节约化、清洁化、精致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目前,中国工业的绝大多数部门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必须向各产业的高端发展,同时也要实现全产业链的精细化和极致化,在更高的资源效率和环境保护标准下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此,中国需要培育现代工业文明精神,而现代工业文明精神才是工业强国最深层的基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如何科学认识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使对合理产业发展方向的把握同选择可行的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相一致,正成为各个产业和各地区确定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如前所述,从产业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态势的具体分析看,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产业,甚至包括纺织服装业这样的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仍然处于大体完成了生产能力和设备技能的国际转移阶段,而还远未完成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反映综合竞争力的品牌优势的国际转移过程。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关键技术还有很大差距,更加表现在我国的整体工业素质同发达工业强国的差距更是远远大于在关键技术上的差距。中国远未攀上世界工业的高山之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因此,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绝不意味着“狗熊掰棒子”式地放弃传统产业,一厢情愿地追求高技术产业,相反,向传统产业植入高新技术才是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就全国而言,目前,中国工业没有“夕阳产业”,从最传统的工业部门到先进制造业的各个部门,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产业升级的意义决不在于“放弃”,而是在于“强化”,即全方位地加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各产业部门(包括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产业体系变革的迫切要务。当前,尤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一,关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是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也要以人为本,即必须同劳动力素质结构相协调,中国的就业目标须要有丰富的产业结构。从实质性上说,产业是连续的,产业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也无绝对的高低之分。任何产业领域中都可以产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例如,美国产业的强大不仅表现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等产业,也表现在可口可乐、沃尔玛、牛仔裤、麦当劳等传统产业企业的强大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断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是各工业强国的共同经验。大多数高新技术产生于在传统产业中的运用。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附加价值高低对应关系。传统产业也可以具有高技术因素,同样可以产生高附加值。同样,高新技术产业中也可能有低附加值环节。所以,调整产业结构不应有产业歧视观念。加强各产业的技术改造,是实现产业升级的有效方式之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向传统产业植入高新技术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际上,我国的许多制造业企业已经在两化融合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不仅在研发、设计、生产过程中,在销售网络中,而且在售后产品的运行监控等方面都采用了相当先进的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应该给企业以更大的创新想象空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二,关于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是未来的产业,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技术路线选择的不确定性和技术产业化的不成熟性。大多数技术前沿的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在发达国家中也还没有成熟,其产业化仍然处于必须依赖政府补贴的阶段;而且即使是发达国家比较成熟和适用的技术路线也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现实国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对于中国产业发展的现实,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包括发达国家已经存在而我国尚没有的高端产业及高端产业链,也包括在发达国家也正在探索的新的产业门类。尽管对于前一类产业我国尚有一定的模仿创新可能,技术路线选择比较明确,但是总体来说,自主创新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强。因为,高端技术的国际转移障碍非常高。而发展后一类产业则只能主要靠自主创新,因而其研发成本、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都是相当高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技术不成熟和技术路线不明确的条件下,不应在低端产业链上铺摊子,过分扩大生产能力。实际上,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都是很长的产业链,在产业链的有些环节具有资源环保优势,而有的环节并不具有资源环保优势,甚至也有高消耗和高污染的工艺。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实现某些产业端的技术创新,而且要培育和实现全产业链以至产业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成熟和经济合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三,关于发展现代服务产业。现在有一种担忧,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过于滞后,而工业的比重过高,大多数地区都愁于不知道如何加快服务业发展,如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其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必然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将水到渠成。因为,随着工业的长足发展,支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工业技术正在迅速进步,科技成果和制造业的结合将推动产业分工深化,产业链的分解和产业间融合将拓宽服务业发展空间。现代服务业(例如通信、物流、网络经济、信息产业等)对工业技术具有高度依赖性,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工业技术的运用和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开放更大的可进入空间。其实,由于工业品的价格总是不断下降,而一些服务业的价格上升,以现价计算,第三产业的比重会比预期的提高得更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四,关于工业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中国向工业强国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发展空间布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工业化的先发地区和经济增长极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圈。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大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前沿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内陆地区也有一些中心城市和经济区获得较快发展,但总体上滞后于沿海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经济明显落后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大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和服务业均不发达,农业现代化水平也不高。总体态势大体是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和不发达的县域经济并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可见,中国工业化所导致的经济“高地”和“低地”间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而且,高地和高地之间也有许多经济部发达的“洼地”。这是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因此,中国未来工业化的最显著空间特征将是向三大经济腹地快速推进,这三大经济腹地是:沿海腹地、内陆腹地、县域腹地。沿海腹地是指东部沿海区域中的较不发达地区;内陆腹地是指中、西部地区;县域腹地是指广大的农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经过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中国不仅具有向三大经济腹地推进的必要性,而且也基本具备了可行的条件。一是具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资金和人力资源较30年前有了很大增长。二是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经济腹地相对不利的区位条件有了较大改观。三是企业家队伍已经成长起来,市场经营的经验和抗风险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四是中心城市的发展趋向成熟,开始从对资源的强“吸纳”性逐渐向强“辐射”性转变。例如,上海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向长江中游地区的辐射效应都逐渐增强,资源吸纳相对减弱。中心城市经济能量的更快扩散将更有助于腹地经济的加快发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化向三大经济腹地的较快推进反映了中国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向增长的多极化、均衡化、一体化和内需化转变的趋势。首先,前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一线沿海中心城市的强势发力,使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除了一些一线城市外,其他地区包括一般城市经济的发展均相对滞后。目前,这些一线中心城市开始出现过度拥挤和增长趋缓的态势,因此,未来15-20年必须形成更多的增长极,才能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渐进式改革和级差式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后果之一就是不均衡性相当突出,引发出各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工业化的重心只有有序快速地向经济腹地大幅度推进,使三大腹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更快提高,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化。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将形成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包括省域中心城市与更大范围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跨省经济合作和市场一体化,以及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只有在普遍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地方保护主义壁垒的经济“全国化”。以全国化的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才能实现中国这一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只有从以中心城市开放为主而腹地经济相对封闭的格局,向三大经济腹地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转变,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宏观结构转型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腹地相对封闭而一线中心城市高度开放,使沿海中心城市同国际经济的联系比同腹地经济的联系更紧密,因此,庞大的生产能力同相对狭小的腹地市场相脱节,不平衡。所以,只有实现腹地经济的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才能真正奠定内需增长的基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第五,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就国际经济而言,中国工业发展不仅要遵守WTO所规定的自由贸易规则,而且要做好应对更严格的国际竞争规则的准备。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大多数并不熟悉国际规则,更缺乏国际经营的实际经验。尤其是,我们的企业组织结构更不适应于国际化经营,这导致了我国企业在国际经营中,一方面决策效率低,缺乏有效抓住商机的决断力;另一方面,又缺乏风险防范的决策安全性,往往因决策失误而招致惨重损失。因此,如果我们期望以更大规模“走出去”的方式,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必须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尤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之更能够适应国际化的市场竞争。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是一个意义深远但难度很大的问题。什么样的企业应该走出去?为什么要走出去?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只是转移过剩生产能力,而是获取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资源,形成强大的国际产业链优势和渠道网络。也就是说,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最重要战略意图应是形成中国产业更强大的企业组织结构和全球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五、结语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并且在其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各种结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国工业化过程,一方面是西方工业化技术路线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受到东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工业化尽管在技术路线上同西方工业化没有实质性区别,但在体制机制上却有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有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深化,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因素,也有许多中国特色因素。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行为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各地方间的竞争,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导致政府更倾向于用行政力量给市场加力,获得“辉煌成就”;同时减弱了社会对市场力量的平衡性,往往产生许多失衡现象。然后,又期望靠政府事后的逆市场政策来调整在政府事前的顺市场干预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偏差,往往是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的。总之,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大多含有政府“好事做过头”的因素,结果往往过犹不及。所以,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求之不得的“好事”,例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巨大的工业产能、很强的出口竞争力、大量的外汇储备等,在中国竟然成了“问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政府管理固然重要,由政府组织“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特定条件下确实可以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更根本、更重要的是必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中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体制机制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在高强度的政府干预下,中国30多年来的工业发展特别依赖于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特殊待遇”。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不应成为长期政策原则,导致企业市场竞争异化为优惠政策竞争和“特殊待遇”攀比。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更有效的发展政策应是无歧视的公平竞争政策。因此,当中国工业化进入在30多年辉煌成就基础上继续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时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又成为全社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陈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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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u003Cu002Fpu003E”‘.slice, gro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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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短短70年,完成了典型西方国家用至少250年到300年才完成的工业成就,即从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也必然快速积累了250年到300年间西方国家遇到的问题和障碍。

这些问题包括腐败、污染和环境破坏、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解体、日益攀升的离婚率和自杀率、商业欺诈、劣质产品、资产泡沫、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阶级歧视、频繁的工业事故、有组织的犯罪,以及失业和产能过剩。鉴于这些大大加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诸多有关中国发展的悲观预测也就不足为奇,有人甚至不断打赌中国有朝一日会突然戏剧性地崩溃,就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乐观预测也一直存在,并自21世纪初开始兴盛。最早对中国崛起的大胆预测之一可以追溯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他的合作者们——蔡昉和李周。他们认为1978年以来的增长奇迹是基于正确的发展战略,即一开始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逐渐过渡到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

而西方观察者则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意识到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例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2007年评论道:“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基辛格在做出这一评论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阿根廷、巴西等中等收入拉美国家的五分之一。美国著名投资家,量子基金的创始人之一罗杰斯也曾评论道:“正如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一样,中国将拥有21世纪。”目前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地缘政治秩序影响最为乐观的预测则是马丁·杰克斯,他的观点体现在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呢?

有人会认为中国在200多年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而复兴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不能成为乐观的根据,正如奥斯曼帝国并非土耳其复兴的根据一样,古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的辉煌也无法用来预测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

或许有人会说,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如此快速地增长,由于后发优势、大量廉价劳动力、儒家思想传统等,中国“应该”能继续保持增长。但持这一论点的人忘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同样拥有长久历史、后发优势、廉价劳动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工业化?假设中国未能实现增长,而是仍然陷在贫困陷阱中,那这些文化和制度因素也同样会成为用来“解释”中国失败的原因。

所以,只有基于对工业革命内在逻辑的正确洞见和当年西方崛起过程的深入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即使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仍然是不可阻挡的。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前面所提到的当下中国面对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只不过是“成长的烦恼”,这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库叔分享清华大学文一教授的文章,一窥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及其背后伟大的工业革命历程。

文 | 文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原标题为《为什么中国崛起势不可当》,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正确的发展战略

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发现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一直遵循着正确的工业化顺序——这种顺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尚未工业化的国家。这种发展顺序与英国工业革命和其他发达国家成功工业化的历史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中国虽然与这些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列强制度环境迥异,却因遵循相同的发展逻辑而成功开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具有按照市场大小和发展阶段逐步展开的“胚胎发育”式的产业结构上升逻辑。它肇始于农村地区的以简单劳动分工为基础、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生工业化阶段。这种原生工业化开启了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进程,并打破了粮食安全的诅咒。

在原生工业化的末期,大大扩展了的国内市场、迅猛提高了的城乡购买力、迅速改善了的供应链和分销网络以及不断强化的原生工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进一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和势在必行。这触发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升级,并最终引爆以大规模生产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与重工业相比,这些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很低的资本、技术门槛和能源要求,因此更容易通过原生工业化阶段积累的国内储蓄获得融资,和那个阶段获得的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以及那个阶段创造的市场和营销渠道实现巨额回报和进一步市场扩张。

接着,一个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也带来了生产过程中其他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需求,并最终使得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部门,包括相应的供应链或投入产出链,采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持续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进程需要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各种机器与生产工具的大量与及时供应,以及更大规模和速度的产品销售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这就对能源、动力、通信、运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供给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盈利机会。

因此,一旦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对更好更快地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销各种轻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将日益提高,并最终掀起一场对包括能源、动力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商业网络的投资热潮,来维持不断膨胀的经济体系、长途运输和全球贸易。

具体地说,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需要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始积累来获得融资,用以支持规模化轻工业品市场的创造、劳动密集型规模化企业的建立以及技术的创新和采用。而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的工业体系的维持和升级则需要付出更为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因而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需要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市场,而且需要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储蓄。

由于大工业的高投资成本和组织成本,以及建成以后接近于零的边际使用成本和由于制造业知识技术的普适性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具有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效应。这意味着每一个发展阶段付出的社会和私人成本最终将被工业革命成功的果实——极度扩张的市场和极大提升的技术与劳动生产率所补偿。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最终会带动农业的机械化,使得这一古老的、既是土地密集又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最终被转化为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成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这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直困扰人类社会并阻碍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的粮食安全问题。

初步克服粮食安全问题和基于劳动分工所面临的大规模市场缺失和失灵问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历史上需要一个漫长的助跑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因。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方能初步解决“贫困陷阱”问题或马尔萨斯陷阱问题。

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把这个往往需要几百年的“胚胎发育”阶段缩短到十年,而且没有采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创造全球市场的手段。

克服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面临的最大障碍,需要解决工业“三位一体”缺失问题。这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长期投资所需的利润回报和天量国家储蓄来为其融资。

很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正是因为无法克服这一发展瓶颈而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动力,因为它们缺乏:

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拓的巨大轻工产品市场对“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

由此所积累的巨大储蓄;

强大政府所体现的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意志。

工业“三位一体”本质上是公共产品,因此国家意志和政府的积极介入必不可少。而这些国家之所以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支撑“三位一体”的市场条件,是因为没有认真完成更早期阶段的原始工业化过程,或更初级但更基本的原始“市场发育”阶段,所以“发育不全”问题被一步一步遗传下来,被“跨越式”发展战略误导了。一旦产生“发育不全”问题,经济改革成本就会比按照正确“市场发育”步骤所需的改革成本高昂很多,而在这个时候再“急于求成”采纳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如华盛顿共识的主张等,那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因此,工业革命是一个寻阶而上、自我驱动并按顺序展开的动态过程,不能指望靠他人的力量就能实现工业化。所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和“大推进”。其最初阶段和任何中间阶段都是不能省略和跳过的,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扮演市场创造者的角色来加速和缩短这些进程。因为企图跳过这些初始和中间阶段,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直接进入重工业领域,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比如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不堪重负的财政和国际金融负担,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大面积失业,经常性的恶性通胀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工业化扭曲、“发育障碍”或“发育不全”问题。

换句话说,基础发育阶段的缺失意味着没有一个足够广大的市场使得属于更高阶段的产业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同时也意味着缺乏足够的国内储蓄来为技术采用和产业升级融资,从而必须不断依赖政府补贴或国外贷款。这使得工业化进程很容易被打断而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处于这个陷阱的国家总是债务累累,债务危机不断,就是因为没有按顺序搞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

机器的发现和有效再生产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核心。但对于机器的规模化生产的程度以及有形资本再生产的速度和范围,就像劳动分工一样,极大地依赖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依赖于国家能力和政府对市场创造的远见和意志,以及克服市场创造过程中所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的融资能力。

历史上的市场创造者是强大富有的商人阶层和金融中介。但这种依赖商人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特别是早期的原始工业市场,即使在强力的政府支持下也需要数个世纪来完成。中国则通过强大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实施“可控的市场发酵”将这一缓慢的过程缩短到仅仅十年,类似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以及新加坡和韩国在战后所做到的那样。

如何维持足够高的国民储蓄率来不断为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提供融资,对于可持续的增长和不断发酵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从重工业开始的由上至下的工业化则缺乏这样一条融资渠道,因而非常依赖外部援助或者对初级部门的征税。即使这样,这种供给侧推动战略也很难创造足够深厚的市场条件使得大规模制造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重工业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必定依赖于所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对它们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输。

重工业因此依赖于整个工业体系,包括工业“三位一体”。一个国家如果不先建立初步的“三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重工业部门就很难保持利润。然而,“三位一体”工业体系本身不仅是公共品,而且也是中间产品,除非服务于最终需求,其本身并不能盈利。因此,它必须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来获得支撑以及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储蓄来获得融资。同时,只有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生产手段的大规模廉价生产才成为可能。而只有基于一切产品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物质丰裕,国家福利化也才可能实现。

上述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同样也为目前如何看待欧洲和世界的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

在民主选举的政党竞争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和慷慨的退休金计划不断推出以诱惑选民,使得这些国家在所有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因而,当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并主导轻工业消费品的世界贸易格局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轻工产业就失去了国际竞争力。这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欧元区国家轻工产业的崩溃引起了持续性的失业和GDP减速,暴露并加剧了政府赤字和国际债务,也降低了这些国家债务偿付和债务融资的能力。因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几乎是注定会爆发的,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引爆因素而已。

但是,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却没有遭受这种债务危机的毁灭性打击。这是由于德国在“二战”后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反而可以通过出口规模化生产的机械和高附加值耐用品而受惠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对重工业品的巨大需求。资源丰裕型国家例如澳大利亚、非洲和拉美部分国家同样受惠于中国的崛起。

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既不是紧缩政策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药方,而是寻求偿还其欠下的工业化“欠账”,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重工业或其他高科技领域获得国际竞争力。而这就需要强大稳定的政体,以及政府引导的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因此,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路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继续崛起。尽管一开始是无意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遵循了符合“胚胎发育”工业化逻辑的正确路径。这解释了为何自那时以来,中国没有遭受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暂停-重启-暂停”的周期性改革困境和为工业化融资而引起的债务危机。这与中国历史上的3次工业化尝试以及不断采取自上而下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截然不同。

中国完全依靠自己在1978年以来农村工业化积累的国内储蓄,开启了9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的高储蓄开启了以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为领头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总储蓄率目前仍是世界较高水平,还拥有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而完全有金融能力在未来10~20年内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也使得中国能够进行遍及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为“中国制造”建设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链以及分销网络,从而大面积惠及全球发展。

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且人均资源贫乏,也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扩张从他国获得廉价的资源和储蓄。因此要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中国就需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更大的全球市场以及触角更远的全球供应和运输体系。

西方经济学界一个普遍的错觉就是中国过去40年的超高速增长纯粹是靠高投资拉动,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是不可持续的。这个看法十分偏颇和具有误导性。所谓技术其实是嵌入有形资产中的,不可能单独、孤立于生产工具之外而存在。因此,在高投资下的快速资本积累是唯一实现迅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方式,而高投资又需要高储蓄来融资和维持。所以,中国才能在过去40年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这完全要归功于它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而高储蓄率又得归功于它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遵循的循序渐进的正确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政策。

尽管制度环境迥异,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步骤与18~19世纪的英国,或其他历史时期的成功工业化国家,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些老牌工业化国家都长期依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其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不对等贸易来为其工业革命开辟市场和进行融资。由于缺乏这些外部条件,中国必须维持史无前例的高储蓄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确实能维持这种高储蓄来实现其和平崛起。


2

“干中学”:技术进步的源泉

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

一些制度学派和评论家往往质疑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进行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在触及技术前沿之后。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然束缚了自由和技术创新的激励。因此,中国迄今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奇迹般的增长不是由于创新带来的,而是初始条件落后和复制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后发优势”导致的。

中国在追赶时期的确是充分借鉴和复制国外先进技术,但是这并非说明中国在到达前沿以后无法创新。因此,制度学派的观点是误导性的,而且也不能被经济史所支持。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美国的历史路径。

美国是在重商主义原则上立国的。在19世纪中叶引爆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美国已步入原始工业化阶段很长时间。查尔斯·莫里斯注意到在1812年,美国北部各州的乡村地区已经完全商业化了。依靠着瀑布为水车提供动力,周遭的小村落普遍从事着制造业活动。这是由农业商业化的兴盛而逐渐在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中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原始工业化。

早在18世纪末期,美国的农民就已逐渐变得像企业家,从事着广泛的家庭消费品的生产和远距离商业交换。比如还在建国初期,美国就已经把全球贸易的触角伸向了中国,开始与英国竞争中国和亚洲的市场。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种市场性的交易活动几乎全部被政府支持的由富裕商人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所取代。领薪工人成了一种流行的农业就业形式,同时农业剩余也往往被用来投资于商业和工业事业而不是土地。本地商人就这样为新型乡村企业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

但是,这种即将引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的原始工业化过程完全没有被英国注意到。同样地,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原始工业化及其对于引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工业革命的巨大作用,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都完全没有被西方注意到。对于欧洲而言,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常落后。那时美国90%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这一点直到19世纪中叶也没有多大改变。

当时的英国著名作家西德尼•史密斯在1820年写道:“美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Arkwrights和Watts在哪里?
谁用美国产的杯子喝酒,用美国产的盘子吃饭?”

即使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美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络,并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其高等教育和纯科学研究与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仍然相当落后和原始。

类似地,尽管通过多年的财富积累和爆发式增长,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水平仍然不能和美国同日而语。虽然自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正在拉近与美国的距离。现代美国人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似乎也可以说类似西德尼•史密斯当年的话:“中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Thomas
Edison, Andrew Carnegie, Henry Ford和John D.
Rockefeller在哪里?谁穿由中国制造的衣服?谁用中国人制造的工具建房子?”

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今天的落后学术研究水平,丝毫不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和纯学术科研不能够在未来20~30年逼近美国,因为科学的真正基础在工业。如果工业强大了,科学的强大才有根基。正如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同时代最出色的美国科学家之一,罗兰德在1883年的学会年会上,对美国1880年代科研现状和未来所写到的那样:

物理学,其在应用方面帮助我国实现商业财富的爆发式增长和荣耀以后,必然会升华,并让我们在世界同行面前受到尊重。这样一个信念和预言,对于一个还没有做足够的科研以支撑一本像样的物理学杂志的国家来说,也许显得过于草率和匆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我们看见城市和高楼瞬间拔地而起,还有各种各样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而且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物理实验室处于建设中,也看到对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的巨大需求。……也许我们有一种感觉,和所有真正的美国人一样,觉得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并面临一个光荣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在知识领域引领世界,正如我们已经在财富创造方面做到的那样。

罗兰德对美国科学的预言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实现了。而以中国目前雄厚的科研基金和政府的投入,尤其是工业界对科学研究的日益增高的巨大需求,其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也会在15~20年之内有类似美国当年的惊人突破,并可望在30~40年后赶上美国。

让我们回到“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的问题,这是由于中国已经成功引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整个国家已经为技术采纳和创新做好了准备。

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不是从纯科学或者一小部分天才那里来的,而是来自于广泛的工业实践和商业驱动,特别是广大草根实践者在日常制造过程中的实际操作经验和积累。从火药到指南针,从造纸术到印刷术,从珍妮纺纱机到瓦特蒸汽机,到爱迪生的众多发明,再到今天的无数工业技术都是如此。正如肯尼斯·阿罗所讲,在新技术的采纳和发明过程中,“日常实践中的接触才是最好的学习”。

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场科学理论的革命,也不是对科学理论的应用。工业革命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牛顿力学甚至热力学的创立无关。

工业革命是关于工业组织、制造技巧、设备工艺以及生产要素如何在时空上循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实践知识的革命。这些突破和发现,以及制造业知识的积累只能由基于制造业活动本身的实践所驱动。因此,只要踏上了工业革命的大道,成了世界工厂,任何国家都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因为技术知识和创新是从重复的实践、具体的工业建设、产品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和攫取市场份额的激励中来的。或者说,是从生产过程中来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一旦放弃了制造业,就可能会完全丧失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力,无论它的大学排名有多高,无论它有多少诺奖获得者。

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服从同样的逻辑。中国人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劳的制造业实践者,他们通过制造、组装、运输、打磨各种工业产品,夜以继日地发现着新的实践知识。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速铁路,中国的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不会遇到的技术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且,为了与其他国际制造业巨头竞争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工程师必须时时刻刻去解决各个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十年之前,德国高科技公司曾允许中国工程师观看他们的技术蓝图,并不担心其核心技术会泄露。今天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通过“干中学”,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超级计算、精密仪器、材料科学、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发电和输电、空间科学与军事技术等诸多制造业领域赶上并走在了技术前沿。

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低档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积跬步,乃至千里。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所最好的大学——来进行实践和创新。

就像美国在19世纪是英国最好的学生并最终超过了他们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的创造力隐藏在低质量、低附加值但动态更新的制造业,尚未在大规模创新和科学突破中展现它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熟练地学习、仿造、吸收,甚至“窃取”英国的先进技术一样;就像虽不引人注目,美国当年却持续热情地投身于实践性的、小步骤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改制一样——中国今天也是美国最好的学生。

就像美国当年并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为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一样,中国也没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世界超一流大学来训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理解和吸收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学院”,在这里无数实践者可以反复操作、学习、练习、发现,并训练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工程师和潜在的创新者,正如没有牛津和剑桥三一学院的19世纪的美国却能理解、吸收和超越英国的前沿技术一样。

在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美国没有产生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大师,牛顿和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巨匠。但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就产生了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这样的工业巨头。
因此,19世纪的英国必须佩服美国学习和吸收英国技术的能力。

在19世纪,中国和印度缺少一个重商主义政府和国家能力来支持商人们去开辟全球市场,调动其乡村劳动力来开启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因而中国和印度缺少了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创造基于劳动分工的大规模供给。这样一来,“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制造业基础就无法存在。

而19世纪的美国却具有广袤而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引爆工业革命的“热核反应链”,因此就处在了下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位置上。这要归功于美国国父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远见卓识:强力发展美国未来的战略性优势产业——纺织制造业,而不是它当时的静态比较优势产业——农业。遵循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或《美国工业发展计划》中提出的发展策略,美国后来只花了60年时间就赶上了英国,挑战了其制造业和工业技术霸权。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之交,美国已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工业技术的全球领袖。

在历史上有形资本的大规模生产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实现的。英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润育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并超越英国。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这一阶段。在2014年末,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在下一个10年期间,中国预期输出1.25万亿美元来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的工业扩张在全球开花结果。2014年12月,第一辆中国到西班牙的直达列车抵达了马德里。它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义乌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和法国,在21天行程里穿越了一万三千多公里。这一史诗般的一万三千公里行程与传统的海运相比时间缩短了一半。这一最近投入运营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非常类似两千年前从西安至地中海的丝绸之路。

自哥伦布以来,最廉价的全球贸易通道是海路运输。海运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为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自那以来,老牌工业化国家都依赖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全球贸易和通商通航,以及基于其上的文化和技术传播。

但时过境迁,中国正试图对此做出历史性改变。凭借着低廉的成本和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正在通过现代高速铁路从陆地上联结和整合南亚、中亚、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即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与海运相比,铁路运输更快捷、准时和可控,更容易实现区域内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从而更能满足21世纪的全球工业化的需求。

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依靠陆路运输的全球贸易新时代。也许自大航海时代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再没有什么其他经济事件比这条新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了。不过它也仅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对21世纪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巨大影响。

3

市场创造者:有为的政府

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有为的政府。这个政府既通过中央计划,也通过分散化的地方行政区域间相互竞争来组织、调度和管理国民经济,以促进增长,优化治理。它以不断改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引,却又依托商业和制造业来持续发展和开放的钢铁意志。它能通过实验和微观制度创新从上至下地纠正重大的政策失误。这才是所谓“国家能力”的真正含义。

依赖于稳定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避免了许多由民主制度和世袭独裁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困局。通过精英式的领导选择模式,中国政府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和草根阶层的支持。这一体制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的政治比较优势,尽管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要求中国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持续地学习、变革和转型。

中国政府也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西方的发展史。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政府能采用一种更长远的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变迁。

清政府不懂得“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和这世界本身”这个重商主义的富国强兵道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明白了这个产生工业革命的秘密。

曾经,面对英国的工业技术和强大海军,中国清朝政府拒绝开放贸易,也不愿改变其重农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统治方式。但今天的中国却拥抱变革,并积极融入全球竞争和贸易。由于拥抱了以市场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享有着英国在175年前鸦片战争期间享有的力量与骄傲。

资本主义难以隐藏或保护其技术机密。规模化的机械生产能力加上规模经济效应,会激励利润驱动的资本家大规模出口这种机器和生产方式,尽管本国政府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可能禁止这样做。这样就把工业革命的果实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传播不断发生:从英国到欧洲、美国和印度,从欧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从日本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地区,从美国到整个战后世界。

尽管存在这种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泄漏”、“外溢”和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着贫困状态,无力吸收和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国际组织在战后为消除贫困付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因而,农业国仍然维持原貌,资源国却仍然贫穷,靠卖资源为生。究竟是什么阻止了这些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尽管许多现代生产技术是轻而易得的?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了资本主义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按照自己的面貌复制自己?

历史已经给出答案。

使工业革命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成为可能的,并不是民主制度和放任自流,而是一个强大的商业导向的政府,以及在商业和贸易政策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建设;并不是自由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下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李嘉图”贸易,而是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下的着眼于未来制造业动态比较优势的“李斯特”贸易;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颠覆性制度变革,来支持现代金融体系,而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性政策调整,来通过“原始积累”支持原始工业萌芽和轻工业,并借由政府高度集中的统一权力和钢铁意志来支持全球商业市场的创造和与外国制造业的竞争。

与藏富于民、靠商致富、劳动分工、原始积累、全球贸易及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一致,历史上的英国政府通过逐步的海内外市场创造和工业化,进行了几百年的长期的国家建设与财富积累。普选民主和法制仅仅是这一全民皆商和鼓励制造业出口的重商主义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和副产品,而不是它的原因。试图通过模仿结果而不是原因来开启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方案。

使英国强大的一个事实,是自伊丽莎白以来,各方面在鼓励商业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一个刚刚将国王斩首的议会却可以同时忙于海外贸易据点的建立,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冒着热气,这个由狂热重商主义分子组成的议会就通过了1650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

类似地,使中国强大且势不可当的一个事实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因为工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的建设。而这一任务涉及地区自治市场在国家层面的统一,以及整个国家资源和劳动力从头到脚的重新组织、定位、调度和协调。

制度学派过分强调了诸如现代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把它们作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但这种观点与经济史所揭示的并不一致。

首先,法律规则和私人产权作为一种古老制度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然而中国直到社会主义时期才建立起重工业基础。其次,随着不断演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些制度的具体形态也不断演变,因为“犯罪”和“权利”的形式和内涵也是随时间不断演变的,因而资本主义的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制度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内生结果而非原因。

就像经济史学家莫基尔指出的,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的警察队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对促进资本积累和正当的商业行为真正重要的力量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规则和现代产权观念,而是政府的鼓励和商人们私下维护和实施的残酷惩罚;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倡导的重商主义社会价值观。

亚当·斯密没有强调在他所处的时代,贸易秩序是由欧洲商人阶层的垄断势力和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维持的。就像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
Pieterszoon Coen给王室所指出的那样:

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除了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协调问题,政府负担着另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只有政府才能完全内部化工商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外部性。对于能源、动力、金融和基础设施等攸关发展和安全的行业这一点尤其成立。

正是由于缺乏国家支持和政府培育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佛兰德斯和爱尔兰这些地区未能在18世纪下半叶持续地创造全球市场、供应链和商品分销体系。这是它们未能开启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尽管和英格兰一样,在工业革命前夕,它们也拥有繁荣和极其富于竞争力的原始纺织工业,一点也不亚于英国的纺织业。

正如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他关于世界各国棉纺产业兴衰史的新著里精辟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的确,培育国内纺织业的国家能力被证明是区分那些当年成功实现工业化和工业化失败国家的唯一要素,以至于今天的现代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与当年实现棉纺工业化的地区完美相关。”

难怪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由国家建立的大规模重工业和科研机构,在后来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重工业和昂贵的科研机构曾经非常“无效率”,成了中国巨大的财政和金融负担。但在90年代,当中国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并采取了利润—成本驱动模式来管理这些重工业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改观。

这个时候,经历过改革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对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产品需求最大的市场。这一市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突然增加了,国土面积突然增大了,或资本利率突然降低了,而是由于中国成功建立了庞大的轻工业基础,增强了国民购买力,来有效支撑这些大规模的重工业。

这同样解释了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FDI的爆发式增长以及重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

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就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使得对重工业的市场化改革和转型与70年代末、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相比更容易进行。因此,中国的重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转型和复兴。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问题上应该非常慎重。在市场条件成熟之前,不应盲目而不加区别地民营化所有产业。民营化的步骤应该按照市场发育顺序。民营化每一个特定的行业都要考虑到如下因素:

其产品市场要广阔到能够支持同类型的民营企业的程度。

该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

民营化不应损害国家安全。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应该只允许并购和混合制,而不是完全的民营化。

与国计民生攸关的福利性产业和自然资源,必须长期坚持公共价格体系和国有化的合理比重。

企业所有制与效率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和是否迫使其参与市场竞争并严格实行优胜劣汰。中国很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成功就是证明。

对一个国家的市场深度和规模的衡量不仅要考虑其人口规模和下游的购买力,也要考虑基础设施和分销物流网络的发达程度。中国在城市供水、电力、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公共资本形成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

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2%,比真实GDP增长高出两个百分点。过去40年以来,灌溉系统、城市下水管道、街道与高速公路网络、航空和铁路运输、电力输电网、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学校、医院等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例如,中国的公路总里程达到了423万公里,其中包括1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过美国成为了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超过95%的村庄现在都由柏油路连接。因而现在中国在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上位居高位。

中国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LPI指数上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4年中国的LPI总分为3.53,位居全球28位,紧跟葡萄牙,并高于土耳其、波兰和匈牙利。在基础设施这一项,中国在16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22位,高于美国,加拿大和韩国。

另外,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仍在以罕见的速度继续。这一引人瞩目的基础设施追赶浪潮毫无疑问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制造业市场的形成,并使中国为下一个十年间的增长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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