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普京app访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

达沃斯特刊  塑造未来经济靠改革  与历届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的具象的主题不同,当2012年的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将论题为“塑造未来经济”这一十分宽泛的问题之时,似乎更加切中美国、日本、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政府换届的大背景。  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将更多希望寄于改革。当中国经济越来越关乎世界经济未来之时,中国经济的改革也不再只关乎中国自身的命运。  改革路径  记者:未来3到5年中国经济改革应该如何入手?  李稻葵:未来3到5年关系到中国经济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所以未来3到5年各种各样的改革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未来3到5年改革至关重要。三件大事必须抓住:第一件大事必须夯实市场经济,或者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制基础。无论缓解社会矛盾,还是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民间投资,一个健康的、独立的、权威的司法系统,至关重要。  第二件事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对于部分的、少数的群体而言是非常残酷的。  第三件事在国际上必须要打破现在的这种严峻形势。必须要积极主动地去营造一个对中国而言相对友好的、宽松的国际环境。这些方面不仅需要在外交上加以运作,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外贸、投资、金融各个领域全方位地运作。  记者: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在下滑,很多人已经看到这种迹象,包括总理各地走访,数据已经下滑得很厉害了,大家都知道这种状态,政府也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应该怎样实施才是最合理的。  李稻葵:其实很简单,现在经济的下滑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不是外贸的问题,外贸已经很争气了,外贸上半年顺差增长30%,这是相比去年同期。所以现在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在放缓,假如说适当的要维系一定增长速度的话,那么很简单,短期来看就是要适当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只要能够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的话,足够了,对整个GDP拉动0.3,0.4个百分比。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适当的维系增长速度,短期内不能降速太快,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推出一批民生性的公共服务类的投资项目。比如说针对自然灾害的基础建设。比如在中国的西部推出一个项目,就是所有的地震频发区,地质灾害频发区推动建设,要不然加固,要不然搬迁。  记者:但是这样的产业会成为支柱产业吗?  李稻葵:这是民生,这不是支柱。这是短期内中国经济必须的投资,不能看到灾害年复一年,每年夏季的时候都对中国百姓生命和财产带来威胁。对于一个逐步进入现代化经济的社会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包括北京市一场雨能够让接近100人的生命丧失,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令人痛心的,必须要投资。这个投资,政府不投,谁投?政府为主,辅以一部分民间投资,政府必须负起责任。这个投资投下去之后,只要过程严格控制,每一分钱都是落到实处,都是对百姓福祉直接起到拉动作用。我的建议性意见,要短期内推出一批民生性的投资项目,基础建设。我都不愿意用基础建设,我要用“国土建设”这个词。稳定增长,同时改善民生,能够为百姓造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稳住增长速度,不要过分地下滑。  记者:社会矛盾会不会影响当前的经济改革?

  演讲/李稻葵[微博] 
整理/金梦媛

进入专题: 结构调整
 

  按照可能爆发的顺序看,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点包括: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已有产能的绿化和升级以及居民消费。其中,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的并可长期依赖的是公共消费型固定资产投资。

李稻葵 (进入专栏)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之3年前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GDP增速已经降到了7.5%左右,名义GDP增速也降到了个位数。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潜力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如果有,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应该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接生?

澳门新普京app 1

  增长潜力仍存

  

  中国经历了3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比排在第三位的日本超出了将近一倍。尽管如此,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仍然只有美国的20%。

  中国经济不用担心硬着陆,但是,过去多年来带病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全面调整的关键期。未来两到三年,经济增速下滑、3-5%的温和通胀会使企业经营压力高涨。要保证这一时期经济的平稳调整,财政政策应当从“宽”,货币政策应当从“紧”,但根本是要促进改革,包括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结构,实行结构性减税,推进国企改革,扩大直接融资比重等。

  东亚各经济体追赶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它们的人均GDP与美国差距较大时,追赶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接近美国时,步伐就会放缓。其基本原因是,差距大的经济体可以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商业经营的模式,更可以向发达国家出口,从而提升本国国民的收入水平。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外的媒体一反看高看好中国经济的捧杀态度,论调转为普遍的唱衰,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出现硬着陆,甚至会出现日本式的长期衰退。一时间,硬着陆成为国际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看法。

  日本的人均GDP在二战之后达到了美国的20%,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GDP则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达到美国的20%,在此之后的5~10年,这些经济体的增速都在8%以上。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来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的5~10年仍然有接近8%甚至超过8%的增长潜力。当然,这一潜力需要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善来释放。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已经来到,从现在开始,未来2到3年,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对放缓、通胀压力持续高涨的调整期,如果经过努力能够调整到位,将为未来10-20年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持续调整提供坚实的基础。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有三大发展优势。一是作为大国经济,拥有巨大的腹地,不必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二是中国经济是一个赶超型、学习型的经济,能不断从发达国家学习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不同,仍然有体制创新的原始动力。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49年,中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达到美国的70%~75%,总体经济规模将接近美国的3倍左右。

  

  根据这一分析,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应该有底气适当地采取措施来应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中国可以通过未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与此同步上升的国家财力,来弥补当前维系经济增长的一些社会成本。

  为什么中国经济不用担忧硬着陆

  经济减速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增长点正在褪色,而新增长点尚未完全爆发。

  首先,我们分析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贫穷、人均GDP仅在5000美元左右的经济体。在这一人均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阶段,仍然存在大量尚未满足的需求,市场经济自然的扩张性仍将比较突出,比如说,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愿意在工资率略有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时间;再比如说,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性建设必须完成。

  过去近20年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点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二是出口。房地产开发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房地产开发投资长期以来占到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20%、GDP的10%左右。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它不仅拉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让已经买房的家庭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感,撬动了相当数量人群的消费。出口则在中国加入WTO[微博]之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高达20%的增长。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仍然是需要学习的赶超型经济体,大量的先进技术、商业模式仍然可以从国外的先进市场经济中进行学习、模仿和赶超,因此,生产效率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但是这两大经济增长点都在逐步褪色。房地产的增长碰到了困难,原因有两个。一是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得到了部分满足。另外,由于金融改革的加速,许多家庭可以比较容易获得5%以上,即超过通胀水平2.5%以上的低风险的、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回报,这改变了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将投资买房作为财富增值保值手段的格局。

  再次,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这与日本和韩国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大国经济,中国有极为广阔的内陆市场,如西部相对比较贫困落后的省份,不仅能够承接东部的生产能力,而且能够消化中国经济许多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

  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光环不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已从4年前的5万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10万亿美元,世界这个大市场再也不能提供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步的进口需求,更不用说中国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利率上涨也为出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阻力。

  以上三点,即,人均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赶超型经济和大国经济,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比如接近9%的增长速度的潜力。更具体地讲,未来中国的三件大事将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一个底线。

  新增长点在哪里

  第一,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率,包括常住城市的外来工人口,仅仅达到50%,比相应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率整整低了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除了正常发展带来的不断上升的城市化率,中国还有大约12%的空间可以利用。经验表明,城市化率每一个百分点的提高,能够带来2%以上的GDP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未来存在3个增长点,按照有可能爆发的顺序列举如下。

  第二,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是,由于人口众多,同时适于人口居住的国土面积相对有限,可使用国土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因此,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国土建设需求,如水利、抗震等其他防治地质灾害的建设。这一系列的建设将直接拉动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感,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民生性、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

  第三,中国的消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有望持续提高,因为现在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例有逐步回升的态势,这一定意味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上升,也意味着居民的消费和零售总额在上升。

  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

  总之,中国经济增速未来下降的底线是有保证的,下滑到8%以下是不太可能的。

  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它们并不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不带来产能的过剩。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并不完全是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说高铁和地铁仍然是谁使用谁受益,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并不是全体百姓同时受益。公共消费品需要大量的前期性投资,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尽管商业回报可能比较低,但一旦形成服务能力,可以逐步形成社会福利回报。

  既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有底线的,那么,中国在未来两三年内会不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滞涨这一难题呢?

  这类投资是当前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最能够直接提升百姓未来幸福感。中国的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与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差距,已经不再是电冰箱的拥有量、手机的普及度和质量,乃至于汽车的拥有量和品质,而在于空气质量、交通拥挤程度、公共交通普及度和质量,以及自然灾害来临之时的应对能力。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25%用于此类投资,这一比重未来还有提升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投资不仅不会加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反而有助于化解这一难题。

  其实,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已有生产能力的绿化和升级

  从根本上,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那种总体有效需求迅速扩张的局面,中国经济今天的一个基本态势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而总体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国际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制造业企业仍然有能力消化吸收相当一部分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太会完全转移给消费者。

  中国的制造业从生产能力和产出量上讲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各种生产设备往往是高污染、高能耗,把这样的产能升级为现代化、有效率的产能,需要投资,这个投资的过程将长期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从农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在不断改善,基本农产品的产量持续增长,因而不会长期出现农产品价格高速上涨的情形。事实上,这一两年猪肉价格大幅度波动,并不是生猪生产的基本面有问题,主要是制度创新没有跟上,没有像保护粮价一样给农民提供一个长期的生猪收购价格底线,让农民养猪的生产决策面临过多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直接带来的是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

  根据笔者不完全测算,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10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由此带来的低污染和低能耗将令国人长期受益。

  总之,中国经济不具备恶性通胀的压力,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两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再出现的。

  居民消费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中国居民消费每年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目前已经上升到45%左右,但是居民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点,其比重超过GDP的50%,还需要4~5年的时间。

  

  创新融资渠道

  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关键期

  中国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并且可以长期依赖的最大增长点就是公共消费型投资。

  

  为了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条长期稳定、高效的融资渠道。当前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及信托产品,公开发债占比很低。

  尽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但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必然有所放缓,温和通胀压力持续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方式将进入一个全面调整和转变的关键期。

  依赖银行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弊端很多。第一是期限错配,以3年或3年以下的银行贷款支持10年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使得地方政府需要不断向银行再融资,而每一轮再融资无论对银行还是政府都有风险。

  为什么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根本的原因是过去十年来,尤其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性政策实施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必须从本质上解决,但是经济却在高速运行。好比带病高速运转的机车,不可能持续,必须减速修理。其中最突出的是过去17年来财政体制基本没有改革,这产生了不可持续的地方土地财政的局面,潜藏了地方财政的危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实质性的财政体制改革,而改革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增速放缓和结构性通胀压力上升。

  第二是地方政府面对短期还债的压力,因而过分依赖土地开发,这就像一个紧箍咒,不断逼着地方政府拍卖土地,同时又担心地价下降,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不能够按照应有的长期规划来进行土地开发。

  这种关键调整期的第一个表象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增长放缓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投资冲动在放缓,投资冲动放缓的直接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来源将有所改变,量上会有所下降。

  第三就是由于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银行贷款,而这些投资具有政府背景,在资金来源上具有优先级,在相当程度上挤压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往往不得不以很高的利率为代价融资,这就拉高了整个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

  中国经济中,地方政府是投资的主要推手,也是投资冲动的放大者。地方政府在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过去3年,主要通过两个机制为其快速增长的固定投资融资。第一是土地出让的收入,地方政府靠出让土地所得,快速从开发商处获得收入来经营城市。但是,由于十多年来房地产的过快发展,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因此,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可逆转,房地产价格年复一年两位数高歌猛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转让获得快速融资的机制逐渐消失。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但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而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15%左右,其贷款利率却普遍在3%~4%的水平。我们必须进行机制创新,通过创新为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打开融资渠道。允许宏观杠杆率有所提高,当前中国的杠杆率,即贷款余额加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90%。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第二个机制。过去3年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自己手中的企业来融资,所谓的地方融资平台正在调整。地方融资平台的调整,必然会带来地方政府融资量的下降,也会带来各种渠道对地方政府融资的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往往占到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20%,而地方土地财政至少能够影响整个地方政府50%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占整体固定资产投资10%的投资项目出现负增长是非常有可能的,这很可能会导致GDP增长速度下降1.5%,即GDP增速从过去10年的年均10%以上降到8.5%左右。

  国际上很多人认为这个比重太高,但必须注意,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50%,用这些储蓄去支持占GDP约190%的债务没有任何问题,这些债务的年利息顶多是GDP的19%。美国经济的杠杆率是250%,但是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5%左右,更何况,美国还是一个以股权等直接融资市场为主的经济体。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蓝领工人的工资成本不断上涨,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殆尽,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直面越来越高的用工成本;同时,国际原材料价格在不断上涨,这都使得过去十几年以来中国企业得以迅速扩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地消失。

  中国经济的杠杆率按照比较保守的计算应该提升至300%。其中的关键是调整债务结构,本质上讲,需要把部分公共消费性基础设施投资由银行贷款转变为低利率的政府性贷款,或由政府担保的借款,由此释放银行贷款潜力,让其更多地为企业服务。

  总之,高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中国正在逐步地消失,由此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两三年内会有一定的下滑,8%到9%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两到三年是可以预见的,这和金融危机之前11.2%以及金融危机之中9.7-10.3%的增长速度相比是明显下降了的。

  具体说来,首先应逐年增加国债的发行量,使国债占GDP的比例从当前的15%提升到50%。可以用净增发的国债收入建立专门的国家民生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类似于国家开发银行,但其功能更加单纯,就是专门评估地方政府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使用情况。中国2014年可以增加9000亿元的国债规模,2015年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增加3000亿元,即1.2万亿元,以此类推,中国经济未来5年能够形成一个7万亿元以上的不断滚动的投资基金,用于长期支持民生性项目的投资建设。

  未来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物价温和上涨的压力持续存在。温和通胀的原因,一是热钱的涌入。由于西方国家短期内很难摆脱债务危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将会持续存在,整个国际原材料的价格也会上涨,这对中国的物价控制而言毫无疑问是个长期存在的背景压力。二是中国自身的相对价格调整在所难免,比如说能源和资源的价格需要调整,而这种价格调整往往会带来整体的物价水平的提高,这是我们过去改革30多年的基本经验所反复验证的。

  已发的、地方政府所借的债务,应该及时地转为地方政府的公开债务,但地方政府也需要同时公开自己的财务信息和资产负债表。这样可以形成社会对地方政府财政的监督机制,这也是一个机制的创新。

  由于温和的、3-5%的通胀压力持续存在,中国想恢复经济危机之前2%的低通胀局面是很难的了。经济增速的放缓和通胀压力的上涨,这一切既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也是结构调整的一个结果。相对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温和的通胀,会使相当一部分企业感到经营的压力高涨,尤其是出口型企业,将会继续面临不断上升的经营压力。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企业会破产、职工会面临重新调择业,还有一部分出口的企业会转做内销,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全面调整的最根本的格局。

  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逐步降低银行贷款存量占GDP的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130%降低至100%,将有助于化解银行的金融风险,更可以解决经济增长对货币发行依赖的老大难问题。

  

  通过以上运作,可以逐步将货币的部分功能调整为由国债等准货币类金融工具来提供,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风险大幅度下降。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由银行发出的基础设施贷款有一定的风险,应该允许银行和信贷公司进行一定的重组,允许部分的项目和产品违约,这样才能够给金融系统消毒,逐步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宽财政、紧货币、促改革

  本文根据李稻葵教授在“2014夏季达沃斯腾讯TEF俱乐部主题酒会”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在这艰难的政策调整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政策在未来两到三年的调整期内应该保持宽松的态势,中国的财政完全具备提高支出、承担一定赤字的“宽”财政的能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事实上,中央政府的财政情况远远比政府自己所想象的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财政体制不需要改革,恰恰相反,财政改革也许是整体经济结构调整最大的重头戏。为此,需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措施,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快上升,拉动居民消费。中央向地方无条件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也需要大大加强,以缓解部分地区的财政压力。同时,非常有必要试点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管理,改革目前纯粹以现金流为目标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的重要不同是我们的政府直接拥有大量经营性资产,因此我们的政府必须时时评估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同时财政管理有效的地方政府应该被容许试点直接发行地方债,试点成功之后再由全国人大考虑修改《预算法》。

  税收方面的改革也是紧迫的。
在中国经济现有的条件下,对于企业征税的成本远远低于对于个人的征收成本,同时,企业税收也有促进企业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而个人所得税相反却带来了广泛的不满,个人所得税被看成是对高收入者的惩罚而不是鼓励,而企业税是对高纳税企业的一种鼓励,是企业获得政府帮助的一个机制,这是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这一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根本的不同。税收方面不能简单地照抄西方教科书的经验,中国公共财政的收入基础不会是也不应该是个人所得税。

  与“宽”财政形成对比的,是“紧”的货币政策。由于热钱会大量涌入,再加上中国间接融资的比重已经非常之高,而且货币存量高居世界第一,因此,在未来两到三年的中国经济调整期,货币政策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持续从紧。持续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应对热钱的涌入,也可以化解历史上所形成的宽松的货币存量的局面。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是避免重蹈日本资产泡沫覆辙之必须。这也可以为相关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一定的压力和帮助。

  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重点是全面改革。

  比如,企业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巨大的空间。国有企业当前仍然存在运行机制不够灵活、高层管理不够稳定的基本压力,股权改革、产权改革以及适当地增加高层持股是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金融方面,必须要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同时探索资金双向流动的资本账户改革思路,其中核心的是让中国的百姓和企业更加自由地将自己的存款转化为外币流出。

  总之,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已经来到。今后两到三年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未来保持一个较长久增长的关键期,充满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政府和企业等各个方面能够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的话,将为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进入 李稻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结构调整
 

澳门新普京app 2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data/44844.html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CopyRight © 2015-2020 澳门新普京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地图xml地图